关于诗歌艺术对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批判

   在陈思和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十五章，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第一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影响”中关于以80年代中国文学现象的观点有这样一段话，它虽是谬误却几乎已是对那个时代文学现象约定俗成的定论：

   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一个开放的国际文化环境，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随之进入这个封闭了四十来年的东方国家，很快便与6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时期遥相呼应，成为本世纪中国大陆第二次接受西方文化的高潮，也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再一次汇入世界性潮流之中。最早开始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是一批外国文学研究者，其中有40年前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濡染中走上文坛的诗人和作家。和本世纪20至40年代相比，文革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显然更加全面系统，从19诗世纪末的早期象征主义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的各种流派，都逐渐为中国文坛所知悉。随着这些译介活动的深入展开，8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产生了相应的反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创作中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作品，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系列新的美学原则，给读者带来新颖而强烈的阅读感受。

    联系上下文阅读，陈思和所说的“新的美学原则”即是与写实性相对的“非写实性”“原则”。阅读全章可以看出陈思和是把写实性当作五四“新文化”以来中国内地文学唯一传统的，只有写实性才是中国性，“非写实性”如隐喻、象征等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而在中国出现的。当我这样列出靶子，人们就会想到我所要批的荒谬是什么了。

   (一) ，“象征性思维”和“写实性思维” 是人类思维中两种同存的思维

   “象征性思维”和“写实性思维” 是人类思维中两种共存的思维。中国人种不是怪物，会与西方及其他人种如此不同，只存在单一的“写实性思维” 。中国古代人们留下的文字里有太多象征性思维。翻开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离骚>、<诗经>就满眼皆是：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摘<离骚>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摘<硕鼠>

   我印象深刻的如唐代李商隐的许多诗，其中最著名的如<无题>( “春蚕到死丝方尽” 一诗) 。

   由此可知，“象征性思维”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与“写实性思维” 一样是中国自古及今的美学传统，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

   (二) ，如果“象征性思维” 是泊来品，那么“写实性思维” 也是泊来品

   为了证明“新的美学原则”是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中国文人总挖空心思去寻找所谓为此依据，不惜列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的所谓译介，陈思和也不避俗套，举出一些太少人们了解更难说明曾产生过影响的译者。而如果沿这种牵强附会的模式来参考，“写实性思维” 也该是西方思潮影响的泊来品，因为胡适也是留洋归国之人，他的“写实性思维”不止是以译介在表现，更是以亲身创作在践履。如果这样说现代中国人的整个思维形式就都是泊来品。根本不必去提中国有什么几千年灿烂的文化。 我这样讲时，会有人说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就认为新诗是泊来品，你的反诘并不具有颠覆力，因为，李少君与我争执获大奖的<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诗论就持这种观点。而我要问，如果仅因为文学在语言上有革新就认定此革新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那么唐朝韩愈的新散文运动在当时封闭的大一统文化氛围是怎样从外太空空降来的外来思潮？语言跟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当外在的形式阻碍内在的发展时就会寻找突破，当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质的飞跃。试想当八股、格律严重阻碍人们的思维成为人们众矢之的遭人们诟摈时，摈弃八股、格律如何不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风尚？而这时<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正炙手可热。如果以为新诗的开篇具有著“写实性思维” 是因为胡适的留洋身份，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这些“写实性思维” 浓郁的巨著？而新诗自古诗的变迁不过是外在语言形式变迁而已。 所以，“象征性思维” “写实性思维” 都不是泊来品，如果说有所谓看似“新的美学原则” 崛起，其根本都是根基于中国自身文化现实突破而出的。而这突破只不过是源于特定的人，虽然这特定的人可能因其特殊的身份让他在扮演这一角色时比其他人具有著一定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性，而实质仍然是文化的现实使然。

    (三) ，如果中国内地文学“新的美学原则”是因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所致，那么台湾文学所受影响应该更巨

   如果仅以陈思和们列举的几个曾出现过的所谓译介典型就认定中国内地文学“新的美学原则”是因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所致，那么台湾文学所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应该更巨。因为在大中华现代台湾是远比内地更早向西方开放的地域，国民政府迁台几乎不曾与美国及西方其他各国切断过联系。而著名诗人余光中、洛夫等早年都曾留学美国，而与北岛们几乎同一时期正是他们雄居上个世纪六、七年代台湾诗坛。可是与我对台湾诗歌的看法一致，著名学者马悦然博士也认为台湾诗歌才真正延续著中国自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请看刘再复记录的马悦然博士关于台湾诗歌的看法：

   与内地的作家相比，台湾作家应当会感到寂寞一些。其实，台湾文学是很有成就的。在下半叶前三十年，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以至出现了一个包括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罗门、商禽等在内的杰出的诗群。我曾表明过，从整体上说(不是指单个作家)，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七十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八十年代(延伸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台湾的小说，就个体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映真的《将军族》，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四喜忧国》等都是杰作，但就整体来说，内地的八九十年代小说家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大折腾，展示的大爱大恨也更动人心魄，所以引起更大反响和更多的关注也是不奇怪的。而台湾诗歌总的来说却更有光彩，也就是比起内地诗群来说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这是我读两岸诗歌的总感觉，倘若要论证，则需要作学术论文。刘再复<百年诺贝尔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按陈思和们的逻辑，一个更应该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地域却并没如陈思和们所愿受到更早更大的冲击，这对习惯与一厢情愿按图索骥的中国文人是一种极大地嘲讽与打击！文化现象的出现更重要的不是外在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源自身文化的内在机制。如果阅读余光中、痖弦、洛夫等人当时也就是其历史名作如<敲打乐>、<深渊>等，人们会发现台湾两蒋时期尽管也不民主但对于毛时代的铁桶专制则是相对开放的。这就是他们可以能延续五四传统的原因。

    (四) ，铁桶专制毁灭异己的彻底排他性是中国内地自五四以来真正客观的“写实性思维” 传统失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