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哲思手札》里写过一段话：“在生活中当一个人人称道的好人并不难，只消做到以下两点──善良而不勇敢。”
   巴金去世了，各方人士纷纷发表讲话或文章，都对这位老人表示哀悼和赞扬。这看上去很奇怪：如今的中国是高度分裂的，对同样的事情，当局与民间的看法往往不一样，有时甚至截然相反；那么何以在对巴金的评价上又如此一致呢？其实，我们和共产党对巴金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善良；共产党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不勇敢。
   
   不久前我写过1篇文章祝贺刘宾雁80华诞，其中有一段提到巴金。我提到去年11月巴金过100岁生日，中共以罕见的高规格为老人祝寿，还特地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我写道：“由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这决不是什么荣耀。这是荒谬，是讽刺。尤其是对巴金。尽人皆知，巴金的文学生命硬是生生地毁在共产党手上，就连李长春在提到巴金文学创作的成就时，也只是提到《家》、《春》、《秋》和《雾》、《雨》、《电》这几部‘解放前’的作品。晚年的巴金力倡‘讲真话’，可是在‘6．4’之后这许多年，他究竟讲了几句真话呢？以他的年龄和地位，就是讲了真话当局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记得在83年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巴金和刘宾雁以高票当选为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一时传为文坛佳话。20多年过去了，一个成了被专制者利用当作点缀‘盛世’的花瓶，一个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象征。我无意苛责巴金这位老人。我只是说，在一个至今依然盛行文字狱的国度，作为一个以笔为生、以讲真话自命的作家，被专制当局宠幸不是证明你的幸运，而是证明你的不幸。”
   

   四川作家冉云飞对巴金去世发表评论说：“49年后的中国，在我看来，名声不只是误会的总和，还是一种被政权利用的总和。”“80年代以降，巴老倡导讲真话、建文革博物馆，主张忏悔。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是很佩服他老人家。但到后来，逐渐被政权拿来作装饰品，到昏庸不知的2003年，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不能建白一二，直到被利用至死。他不能说话这几年，也许这不是他内心的想法，但他能说话那几年，成了装点品，只能说他是默许的。巴老在年以前都可算时代的良心，这以后恐怕应该不算。”
   
   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巴金时说：“他迎合很多他这个年纪可以避免说的话，但是他还是参与合作。我觉得他晚年是应该后悔的，他在病榻上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呀！说到他，你想他的《随想录》，他号召人们讲真话……”“是，他忏悔了，我觉得他的忏悔还比较感动人，但，他说，他最后的10年，他是以3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10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100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我对他这个说真话，我内心特别不满意就在这个地方，该说的真话何其多啊？！号召年轻人说，你自己躺在病榻上：‘你们说啊，说啊。’为什么你自己不说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虽然是最早翻译赫尔岑的人，但是他离赫尔岑的境界何止十万八千里。”记者问：“像你刚才通过这本书拷问巴老，这样对一个老人公平吗？”朱学勤回答说：“好！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当巴老不号召人们说真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求他这样，当一个人以说真话为这10年生活的轴心，反覆地说、不断地说的时候，不要说我，就是街头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都有权利对这位要求说真话的老人说1句：‘你就说1、2句真话吧！’他自己把要求提出来了，人们要求他兑现这个要求。”
   
   朱学勤的批评逻辑严谨，无可反驳。也许你会说：就算老人自己没有做到说真话，他提出说真话本身总还是对的吧。当然，当然。只是，那你又何必把说真话这句话和巴金联系在一起呢？难道这以前你就没听说有人提倡说真话吗？幼儿园的阿姨不是个个都教孩子们说真话吗（美国出过一本讲为人处世之道的畅销书，书名就叫《我所知道的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你干吗只说巴金教导我们要说真话，不说幼儿园阿姨教导我们要说真话？这不是势利眼吗？当我们把某一句话和某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那无非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要嘛，是这个人最先提出这句话，或者是对这句话做过最精辟的阐述发挥；要嘛，这个人是这句话的最好的实践者，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就“说真话”这句话而论，显然，巴金两条都不占。
   
   不错，对巴金这样的老人我们不应该苛求；但前提是，你们也不应该过誉。不要再赞美巴金如何、如何提倡说真话了。我们可以、也应该赞美巴金早年的文学成就，赞美他的善良，赞美《随想录》里的忏悔，但不要去赞美巴金的说真话。也许现在你还没感觉，以为这是夸他。只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后人那里，人家觉得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还以为你是在讽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