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德国教育风潮面面观

德国教育风潮面面观
关于德国教育现状，最近再度引发讨论。大有不可收拾之势。直接起因是在第三届国际数学科学教学调查（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中。测得德国七至八年级学生的
   自然科学和数学能力远离领先地位，落后于许多东南亚和东欧国家之后。这大出德国人的自我期许，以致在社会上引起一阵持续的恐慌，激起了德国人的“危机”感。“感”者，即对危机的感觉、反思和论辩。德国人长于思而慎于行，不轻易由“感”而“动”。科研教育界、政府教育部门和大众传媒纷纷加入讨论，连总统都介入了，堪称全民总动员。讨论的主角－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和国家决策者－，意见如此分歧，很难预期在可见的未来德国的教育界会有什么改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一月间议会辩论政府九八年预算消减教育经费一项。预算拟九八年教育经费将从约二十一亿六千万消减到低于十五亿，引起全国范围大专院校学生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游行。要了解德国现今教育状况，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新文盲
   据UNESCO调查，当前在德国的八千万人口中，约有三百万文盲。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总统赫尔措克的柏林讲话中证实，目前德国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口由于缺乏基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或者不能完成职业训练，或者根本不具备培训资格。这些人就是现代工业国家的文盲。根据UNESCO一九七八年颁布的标准，凡不能正确地阅读、理解和书写几个连续短句，换句话说，不能运用基本读写能力应付日常生活需要者，例如不能读懂公共公告或正确填写汇款单，即为文盲，又称功能文盲。在德国，职业训练是进入职业生活不能逾越的门槛。它既不同于我们学校中的中等技术教育，也区别于我们企业中的学徒制。而是集两者于一身。职业训练在合格的理论考试和实习企业师傅的签字之后，由当地工商局签发结业证书。要就业，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的毕业证书，就得有职业训练证书。没有它，不能从事任何专业性的工作，从裁缝、汽车修理工到银行职员，无一例外。因此，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德国，如果没有职业训练证书，无异于还未进入职业社会，就已被淘汰了。谁没有良好的职业训练背景，在失业危机中就首当其冲，失业后如果不能及时接受转业职训，再就业前景将十分黯淡。因此，青少年文盲不单是教育的问题，同时潜在地威胁社会安定，而且百分之十的人口就是八百万！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下惊呼“危机”的道理。总统感到震惊，教师们却直言，近年来教育水准和学生成绩一直在持续下降。青少年中有百分之十到十五为不同程度的文盲，毫不奇怪。有没有教育水准和学生成绩下降这回事，讨论中政府不作声，教育官员不承认。所以TIMSS结果在德国才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激起那么大的社会关注－我是指总统发话－，政府一直保持不介入。
   TIMSS振荡
   TIMSS测验，德国中学生成绩落后于大部分东南亚和东欧国家。这一结果沉重地打击了德国社会。不过对此真正感到忧心的是科研和教育工作者，教育官员忙着辩护与反击，而政府则专注于消减教育经费。
   讨论首先涉及对TIMSS结果的评价，相关的还有对于学制、教学方法直至教育理念的争议。讨论中，基本上是两种意见倾向，一种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德国教育中亟待改革的缺陷，发出这种声音的大多是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另一种，是对调查结果的直接“反击”，代表这一派意见的以教育官员为主。
   德国广播第三台有个传统节目“周日论坛”，讨论时事问题和争议问题。十月五日的周日论坛专题讨论德国教育，当然是从TIMSS谈起，讨论者是节目主持人、一位中学教员和一位教育局官员。关于TIMSS测试结果，那位教育局官员明白表示，TIMSS的结果不可信。他首先提出，学生的能力和成绩是不可测的。继而未加任何分析地断言：我们的数学教学成绩是令人满意的。这一派意见的一个普遍观点是：亚洲的学校、家长和社会要求学生“用功”、“努力”，学生学得很辛苦。更有甚者，“无须嫉妒”一文的作者声称，“日本有教师表示，参加TIMSS的学生是特地选拔，事先经过准备的。并且TIMSS说日本的数学课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也与普遍情况不符，TIMSS的结果在日本媒体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以此消化在自己在TIMSS中名次落后的事实。真实情况是否如此，读者只能听之任之。就算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参加TIMSS的学生都是特别挑选并且经过事先准备的，他们的成绩不能算数，也无助于改变TIMSS中德国的名次排列于与他们有基本相同的人文传统的某些东欧国家之后的事实。这种典型的防卫策略，姑且称为德国式的“矫枉过正”吧。无庸讳言，升学第一、分数第一以及课外补习为日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教育中之“首恶”。但对于长于逻辑思维的德国人应该不难理解，这并不能成为否认这些国家的学生在TIMSS中表现出超过德国学生的“不在于公式的记忆和运算能力，而是数学的思维以及运用数学的方法和程式解决日常生活中数量问题”能力的充分条件。再退一步说，就算亚洲国家的教育理念是应该批评与摈弃的，但批评他人并不具有肯定自身的功能，德国教育中的问题绝不会因此而消失。
   讨论还涉及到学制和教授法等实质性问题。“无须嫉妒”一文作者认为，“日本学校年限，教材，题目，顺序和时间安排都是一致的。亚洲学生习惯于接受以教师为主、基础知识的统一规格和死记硬背式的灌输。教学内容一再重复”。参加周日论坛的那位中学教师的意见刚好相反。她认为，正如TIMSS结果所表明，德国学生的数学知识和能力确实比较差。尤其是在基础教学上，在德国学校中缺少基本内容的重复和大量的练习。她批评，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讨论，如果学生不准备读理工科大学，是否可以取消数学课作为公共基础课。这些把学习内容的重复与练习和死记硬背生拉硬扯在一起的人，看来不了解他们自己民族的古老谚语“百练成师” （蹷UNG MACHT MEISTER）。这与我们“温故织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古老教育智慧是相通的。
   辩护德国中等教育水准的另一论点涉及学校体制和人文思想，说亚洲学校分班太大，教师无法照顾到个别学生。而这种“集体主义”的教学是与西方注重“个人主义”的教育思想相悖的。中国学校分班确实比这里大，但分班大小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体现教育上不同主义的分别，至少我是存疑的。说到理念，“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一直是中国教育中的主流观念。我惊异于在德国重逢这种“贴标签”的文化，看来它不为一种体制所独有，而是一种超越体制的共通的官僚文化。关于“个人主义”的教育原则，讨论中争议很大。不愿承认德国中学生能力落后的教育官员批评TIMSS领先的亚洲国家的统一学制忽视个人，或许不无道理。但德国学校中不计成绩的方针，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一刀切，在低能水平线上的一刀切。巴登符腾堡州女教师来信指出，在“学校应当使人快乐”的口号下，学校营造了一个娇惯学生的气氛。差学生学不到东西，好学生觉得无聊而丧失学习兴趣。总统也认为“我们的教育制度一方面阻碍了才能高的学生，另一方面又拒绝智力低的学生。”
   快乐教育的背谬
   在关于TIMSS结果的讨论中，或者说在当前有关教育的一切讨论的中心论题是，学校教育究竟要不要讲求成绩？“学校应当使人快乐”，对今天的绝大部分青少年来说，几乎是天经地义。德国的小学教育一到四年级是不设任何考试的。便是在大学里，气氛也是轻松的。讨论报告可以结社完成，只要找到一个学习认真，头脑聪明的结伴，不怕到时候交不了差，拿不到学分。课可以缺，度假不能少。记得八十年代初刚到德国留学时，系里助教告诉我，七十年代后期，上课大家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天南地北地扯一通，不用看书，不用写报告，学分就到手了。竟会有这样的事？令人难以置信。那位助教很差异：你不知道，我们也有六八年学运吗？而我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六八年学运的余韵竟能这样经久。七十年代末，大陆上也恢复了高考，自那时起，书可又是得认真念的了。
   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口不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无法得到安身立命所必须的职业训练，走出校门就面临成为社会边缘人的厄运，就是这种快乐教育的涩果。一个讲求效绩的社会显然无法见容于不讲效绩的快乐教育。总统，在德国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名分。或许正因为不受权利之累，他还能说几句老实话。在柏林讲话中，德国总统赫尔措克大声疾呼，“没有学习是不需要努力的。如果把分数逐出校门，学校就成了安乐窝，而不再是教育机构。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由是辛苦的，因为每个人必须对他运用自由的结果负责。一句话，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讲求自立和负责的文化。”自由与责任并行－以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肯定人与个人行为后果的关系：享受积极的结果，承当消极的结果－，是近代西方的社会伦理基础。这一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经典，到今天居然成为有待建立的“新”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
   教育会不会改革？
   教育要不要改革？学生说了不算，家长说了不算，教师说了不算，总统发话也算不了数，只有政府说了算。但政府并不认为德国教育有迫切改革的需要。除了低层教育官员的辩护反击之外，尽管总统的全力干预，迄今为止，政府完全没有介入这场讨论。身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直言教育水准和学生成绩的持续下降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并且阻碍教育改革的正是政府现行的教育政策。他们认为，教育官员刻意贬低TIMSS结果，强辩德国教育绝不落后，是荒唐而且不负责任的。巴登符腾堡州教师来信指出，就是从州里九四年教学大纲颁布后，教育质量持续下滑。总统在柏林演讲中呼吁：“我们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但并不是注册规定的小改小革，也不只是新的书写规定。”这又是今日德国社会一景。一两年前政府就预告试行新的德文书写规定，例如ß 改写为 ss，或者合成词 Schifffahrt“航海”－Schiff “船”加Fahrt“航行”－减少一个 f ，写成
   Schiffahrt。到今年，新字典、新教科书纷纷印了出来。新规定开始在学校正式推行，就遭到了各种反对，有学生家长甚至告到了联邦宪法法院。于是，有这一州政府宣布暂缓，有那一州政府决定强制推行。闹的纷纷扬扬，真好象事关将载入史册的大改革。教改的争论再烈，呼声再高，如果政府没意愿，也不会有结果。政府，或者说哪些政府官员异想天开要“改革”什么，即使再荒唐无聊，你也挡不住。
   政府的“教育改革”－消减经费
   前不久，政府消减九八年教育经费的预算，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示威，迫使政府不得不收回消减教育经费预算。但预谋的和已经贯彻了的教育经费消减则不自今日始。图宾根大学生物学教授W•弗洛姆九月在《法兰克福汇报》撰文从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立场批评政府消减教育科研经费的政策和它的灾难性后果。位于南德的巴登符腾堡与巴伐利亚并列为德国的首富之州。而早在联邦消减教育经费的预算之前，巴登符腾堡州教育经费就已经被消减了百分之四十。受害最甚的是大学的基础科研。学生的教学资料费、甚至邮费，电话费和办公费用都计入科研经费。经费消减后，根本无法添置必要的新的研究试验设备。文章指出，压缩经费本应该削减那些过时了的行政特权，将节约出来的经费根据效绩重新分配。例如现行分配给第七十一等公务员的“研究经费”就应该消减掉。然而学校公务员们联合奔走反对，说效绩考查根本不可行。这又是德国特有传统之一，公务员待遇的更改，不是作为雇主的政府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必须经过与工会谈判与协议。这位生物教授感叹，专心科研的教授学生却没有时间去进行政治游说。必须坐视他们的工作受制经费不足之困。此外，直接从事科研工作的博士候选人，生活费每月一千五百马克，多少年来保持不变，在物价日涨的今天，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在这个消费社会，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很难吸引年青人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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