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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就是一切-没有文化的名人效应 我一直相信,名声观在不同的文明社会大抵不会相去太远。中国传统讲名副其实,而且名有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之分。而西方民族由于近代科学文化和民主文化的养成,对于名声更注重它们的实质,对于名声的推崇尤其取决与其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多年在德国生活的经历,一再提供给我始料未及的反例,使我不得不重新面对和思索当下德国社会的名人文化和名人观。 我这里说的德国社会,是特指导向社会舆论的社会名流和大众媒体,如书籍报章和电视广播;并不讨论不同社会群体趣味上的差别。当今德国的名人文化很有一些特别之处。以体育明星为例。两德刚刚统一之后的九十年代初,东德出身的女子短跑运动员卡特琳•克拉贝,在国际比赛后的尿检中屡次被查出服用禁药,因而被国际田联判罚停赛。但德国媒体一直称她为“双料世界冠军”,却绝口不提她服用禁药的丑闻。她当时获得女子一百米和两百米冠军,但并没有冠军的成绩,一百米跑十一秒以上。德国田联甚至和国际田联对着干,为卡特琳•克拉贝在德国参赛开了禁。就算是用激素催起来的小牛犊-德语中小牛犊Kalb与她的姓Krabe谐音-,“双料世界冠军”到底是“双料世界冠军”!管它那名次是光明正大地夺得,还是鼠窃狗偷而来,冠军就是冠军!“胜者王侯,败者寇”,用来形容当今德国体育届明星崇拜,再传神不过了。这种“冠军文化”彻底销蚀了体育竞赛所能给予人们的精神享受:力量、健美、意志、坚韧、投入和奉献。 当代德国文学批评名人-拉宁斯基 从报纸上瞥见,五月十九日,汉斯•迈尔(Hans Meyer)在图宾根逝世,终年九十四岁。这是位名人,德国文学的名人。我不大喜欢他,对他也没有更多的了解。不时地在报纸上看到他一些针对文学作品、文学家和文学界事件的议论,尽是些所谓“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似是而非,莫名其妙。原本对他所知不多,又看到有拉宁斯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悼念文章,决定非看一下不可。拉宁斯基是著名的当今德国文学批评的教皇,曾经担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的主编;多年以来,主持两月一次的电视节目“文学四重奏”,评论德国以及以西方文学为主的世界文学新著,主要是小说。这个节目对于被评论作品在读者市场的行情以及作者的文学未来,都极具杀伤力。他刚刚过了八十岁生日,去年他的自传在德国当年畅销书中名列前茅。拉宁斯基是战前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战后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幸存者。六十年代初,借出访西德之际,滞留西方。以一个卑微的东方流亡者而跻身《法兰克福汇报》,作为一个犹太人而执当今德国文学批评的龙头。 如果了解德国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保守和排外,就不能不感叹,他的成功确实非同寻常。在其社会地位和名声之外,他自有过人之处。在文字普遍贬值的现代社会,他的自传居然能成为畅销书,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吸引我一定要读他的文章的理由。与在德国常见的那种晦涩的思辨相反,拉宁斯基意见尖锐,文辞犀利,说理清楚明白,不讲大而无当的空话。他不肯随俗,而他的见的常常又确实中肯。几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Günter Grass)描写统一后东德地区的新作《辽阔的原野》问世,书中对统一埋葬了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哀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镜报》周刊曾以一幅拉宁斯基撕毁著名小说《铁皮鼓》作者新作的蒙太奇拼图作封面。一句话,要了解汉斯•迈尔这一文化现象,你不能不知道拉宁斯基的意见。 汉斯•迈尔-清白的 “局外人”? 汉斯•迈尔1907年3月19日出生在科隆一个已经融入德国社会的开明而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社会民主党人,他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931年他担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科隆党部的主席。这个党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战后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主席、西德总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勃兰特也是它的成员。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汉斯•迈尔流亡于法国和瑞士。流亡期间,这位法学博士完成了一本关于文学家乔治•毕希纳(Georg Büchner)的专著。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德国,在东德莱比锡大学任文学社会学和德国文学史教授。1963年借访问西德之际,汉斯•迈尔留在了西德,1965年被汉诺威工业大学聘为德国文学教授。 拉宁斯基的悼念文章题为:“一部控告二十世纪的生命历程”。他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位永远是 “局外人”的浪漫性悲剧人物汉斯•迈尔。这和我以往的汉斯•迈尔印象相去甚远。尽管最初的犹豫,出于对拉宁斯基判断力的尊重,我甚至准备接受他的陈述,修正我对汉斯•迈尔的印象。 汉斯•迈尔一生著述甚丰,一直到晚年几乎不能视听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缀。拉宁斯基把这种工作狂热解释为一种逃避,逃避对局外人来说注定的不幸命运。作为犹太儿童,汉斯•迈尔的天赋在学校里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其同性恋趋向又不见容于家庭。于是他反抗社会,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社会主义东德的教授,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不见容于共产党领导。跑到西德,又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热情欢迎:两年中没有一所大学聘任他,随后被聘任为德国文学教授,却是在汉诺威工业大学。这使他深感屈辱。到西德近四十年来,在大大小小的各种论战中,他都不曾缺席。拉宁斯基形容汉斯•迈尔是以新闻工作者的热情作德国文学史研究。 拉宁斯基推崇汉斯•迈尔为本世纪德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一位无可比拟的作家和学者,认为他悲剧性的一生必会给后人不少启发。当然拉宁斯基也没有忘记含而不露地点到为止:汉斯•迈尔那貌似对话的论争不过是一位孤独者的独白;他的德国文学史研究有点像魔术师变戏法,把类似的引述、比较和论证不断变幻,像马赛克一样拼接出看来各不同的图画;他的理论常常不过是分析与认同的合题。潜台词是:并无新意,因为分析命题只陈述主词中已经含有的内容,并不产生新的判断。 使人诧异、不解的倒不是拉宁斯基对汉斯•迈尔的如此高度肯定的盖棺定论,而是从这种逢场作戏、模棱两可的官样文章中,读者无从了解他的意见。而且他的汉斯•迈尔-清白的“局外人”-的形象,距离我由其言论所得的印象相去太远,但他偏偏又没有提及汉斯•迈尔的任何具体观点、著作和活动,佐证自己的理论。 还是另一个汉斯•迈尔-左右不逢源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外一些纪念文章对汉斯•迈尔的生平给了一些补正,呈现并确认了另外一个、与读者从其言论和著述中所得的印象相近的形象。 原来汉斯•迈尔在流亡法国期间,就结识了以战后德国新左派的理论奠基人而知名的霍克海默,并积极参与了他的《社会研究》杂志的工作,并且是撰写它的两卷本的《权威与家庭》一书的主力。这样看来,他背离社会主义的东德而定居西德四十年来所表现的新左派和新马的观点倾向,就不奇怪了。其来有自。而且,战后汉斯•迈尔并不是直接到东德的。1945年他先是在黑森州电台任总编,但他积极的共产主义倾向受到美军占领当局的抵制,于是他和斯泰凡•赫姆林(Stephan Hermlin) 一起出走东德,后者长期担任东德文化部长。 与拉宁斯基的文章登在《法兰克福汇报》同一版上,还有另一篇纪念汉斯•迈尔的文章。题为:“说说看,到底有什么能留下来?”,副题是“告别政府学者-最后一位肩负历史使命的学者的终结”。这题目就好,它明白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也准备给读者以具体的回答:汉斯•迈尔身后“到底有什么能留下来”。作者是洛伦兹•耶格。 作为社会主义东德的文学史教授,汉斯•迈尔自觉坚守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这从基本上确保了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他坚定不移地以文学史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宣传预言共产主义未来的这种历史哲学的必然性,直接通过教学和研究巩固了社会主义东德的上层建筑,因此而深受党和政府的器重。在共产党的教育专制体制下,汉斯•迈尔名重一时。他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旗,批判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到卡谬这些文学大师,指他们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病入膏肓”,他们的作品是“被掏空了现实主义内容”的“畸形儿”。他的大部头文学史著作,论布莱希特和托马斯曼,以个案阐释历史必然性在文学上的体现。 人都还有另一面。借重自己的名位,汉斯•迈尔当年曾经邀请西德作家访问莱比锡,五十年代末自己还亲自参与过战后西德文学史上有名的“47小组”的活动。他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姿态与共产党的彻底的文化专制发生抵触。种种不快的遭遇使他从东德转向西德。西方收留了他,但他的东德的重名却也影响了西方对他的接受,只给他一个工科大学的德国语言文学教授的位置,而且四十年来,没有意思要修正这个决定。 1975年汉斯•迈尔于出版了文集《局外人》,该书被广泛认为是他的“顶峰”之作。那么,他到底是怎样一种“局外人”呢?耶格援引汉斯•迈尔自己在《耶路撒冷之旅》一书中的一则比喻: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少一把椅子,所以总得有一个参与者被淘汰出局。真是惟妙惟肖!汉斯•迈尔不是因为不合潮流而自甘局外,而是总是因为参与不善没赶上潮流,而沦为局外的。之所以被淘汰出局,是因为:无论在哪里都是脚踏两只船,所以无论在哪里都不能获得完全的承认、得到完全的接纳,总是在局外。无论是在东德还是在西德,他都始终如一的是一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东德的正统共产党人不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态度,而西德则不买他马克思主义的帐。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他是处在一种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遇。 因为是不甘心于局外,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社会承认” 汉斯•迈尔都备加珍视,不论是卢森堡大公的接见,还是与苏联文化官员的会面,他在书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并且对于他来说,这还意味着直接置身于历史事件之中。战后德国一切重要的文学争论,没有他不曾参与的。驱使他这种记者式的勤奋的,是那种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必然性并要直接参与创造历史的热情。他的一本文集名为“代言人与殉道者”,大概可以看作是他以其个人的遭遇再现历史必然性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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