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Ade, 王安忆

Ade, 王安忆－偶读有感
第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快要届满周年了，开始时的纷纷扰扰逐渐沉寂下来，人们不再议论，起而行动。听说已经组织起来一个评奖委员会，专门为最优秀的中文作家颁奖，其水准应该相当于诺贝尔文学奖。而评委中有王安忆。
   王安忆的书，几年前读过一些。她的小说浏览一些，都是一些冗长而进展迟缓的故事，人物有，情节也是有，但读过之后鲜少能残留在记忆中，因为他们缺少个性。她爱讲故事，虽说她的故事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读过之后往往还不甚明了它们的意思－，但至少还不是那种主题先行的宣传文学。这是那时对她作品的印象。
   王安忆使我感到兴趣，不单是因为这个传说中的评委。去年高行健得奖后，有一些异议－与马悦然意见相反的－汉学家们提出，有比高更够资格的中国作家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例如王蒙、莫言、王安忆等等。居然如此？于是想再看一看她的东西。这一次我选了她的自选集之四－散文集，碰巧手边还有一本她千禧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应该算是近作了吧。散文是直白自我的文字，或许多少可以见出些“庐山真面目”。一路看来，随手记下了些许感想。
   不上岛，也写“岛上”的顾城
   散文选首篇是“岛上的顾城”。顾名思义，是写在新西兰一个小岛上的顾城，写他在岛上的生活。作者特别写顾城养鸡，说“我还是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然而搜索了全文，既找不出她曾经到过新西兰那个小岛的迹象，也看不出她所描写的来自会面时顾城的讲述。要是来自顾城的或关于顾城的书，也该有个交代。况且，书，读者可以自己读。散文可以这样写吗？我感到诧异。
   文章一开头交代，八七年夏季在作者访德期间，有人领顾城来见她。文章结尾一段，写她去见顾城。什么时间呢，看不出来。文章注明是九二年八月十七日写于上海，诗人顾城适时（九二年三月到九三年九月）正在访德。我想从作者其它访德散文及其成文时间求证，是否这段时间她也正好在德国，见了顾城。然而，文集中许多文章（包括所有关于访德的散文）没有成文时间，而且所有文章都没有注明出处，所以无从查起。一些文章注明成文时间，另一些没有，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作者。顾城九三年九月在回到新西兰两周之内，就杀妻后自杀身死。王安忆此文是否成于这个时期呢？在海外手边资料少，只好存疑了。
   这又是一个使我诧异不解之处。在文集中明确交代文章的出处，是这个行业的规矩，也是对于著作者的基本要求。为什么作者能够罔顾于此，而出版社也竟然放行？！文集中不、或不完整地注明所集文章的出处，外界一时则无从判断：为什么有的标出出处、有的没有，背景考虑是什么？哪些给出的出处是真实的，哪些不是？所集的文章是以原始面目示于读者，还是已经悄悄改过？当然也仅是一时而已，查是一定可以查出来的。然而，不论查与不查、结果如何，文集的价值已是大打折扣了。
   拾到篮里都是菜！
   散文“凯里”，1992年7月22日。文中提到，有人评价她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称她是“拾到篮里都是菜”。用来概括她作品给我的印象，倒是有几分传神，尤其是她的散文。文中谈到的东西太多，反而让人抓不着，她到底要说什么。而这恰恰违背她的“四不”创作原则之一－材料要少。虽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单凭拾到篮里，还不成为菜。菜是烧成的。单是素材而没有去芜取菁、删繁就简的构思与取舍的功夫，还不能成文。把拾到篮里的，统统丢给读者，还不就是创作。
   就说“我的老师任大星”吧。文中三次谈到任先生的绍兴口音，第一次，“他说的一口绍兴话，听起来也远不如作品里的语言生动活泼”。后来又提到他的绍兴口音，是在叙述任先生打电话给作者征询给作品改名的意见时，“他的绍兴口音很滑稽，叫人很难听清，他重复了好几遍。最后他急了，用绍兴味很重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回我听清了，却险些儿笑出声来”。再一次提到任先生的绍兴口音，是在他强调作者创作的东西必须是他主张的，必须是他自己动情的。王安忆写道，“他渐渐地提高了声音，努力地与绍兴口音作着斗争，咬准普通话，因为在座的有不少同志是北方人”。这一次提到任大星的绍兴口音，显然不为烘托他所强调的创作观点。看不出为什么要再三提到任大星的绍兴口音，而且是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只是让人感到冗赘。这只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例子。令人不知所云，是这种一篮菜主义的另一结果。
   她到底要说什么？
   她到底要说什么？在读王安忆的文章时，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脑中，读完了，还是不得其解。她的散文风格大体相似，让我们随意取“重建象牙塔”（1995年4月20日），为例，作一个案分析。为求客观公正，分析力求具体，同时争取尽可能地简短。
   文章题为重建象牙塔。开章明义的第一句是，“这是早就想写的一个题目，现在我把这个题目送给陈思和”。这便令人不解：一、议论还是叙事？二、写陈思和怎样处理这个题目，还是以陈思和为例写这个题目？或者竟是专门写陈思和？但愿悬念和主题相关。
   第二段第一句，“要去描写一个以文字和思想为生涯的人，是相当困难的”。文章似乎是要写陈思和，因为他就是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这里我用“和文字打交道”，是因为“以文字和思想为生涯”无论在句法上还是语意上都不大说得通。可接下来是作者的抽象议论，说明为什么从个性描写入手，不能表现这些“思想人”的特质。结尾更是一个奇怪的推论，“我们不必强调他们作为‘人’的那方面，他们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第三段开始，是确认当下中国正处于肯定人性的时代。然而，对人性的普遍尊重，比如认为作家与调酒师没有什么两样，会妨碍了解“以思想为生涯的人的特性”。并且，“描写这特性于我们同样也以思想为生涯的人，是有难度的”。撇开作者的议论是否站得住脚不谈，人们很难了解这段议论怎样和主题或者和上文相关联。
   第四段先谈思想是抽象的东西，通过文字表达的思想就是抽象加抽象了，“陈思和就是和这种抽象加抽象的东西打交道”。随后是作者关于抽象高于具体，思想高于现实的议论。由此，我们知道，陈思和是和以文字表达的思想打交道，但仍然不了解，以什么方式打交道。问题仍然是，这一段议论和主题或者及上文的联系何在？
   第五段，首先是作者抽象地议论从现实世界进入抽象世界的不可靠，从而证明，借助作者生平事迹研究作品是靠不住的。这里涉及对作品的研究，即文学批评。
   第六段讲，陈思和的评论方式是对作家的作品做文章，只对写在纸上的感兴趣。认为，“对于一个以思想为工作对象的人，这却是负责的精神”。到此，才渐渐开出来，事关陈思和及其文学评论的论说方式。依然难以捉摸，这和“象牙塔”及其“重建”关系何在？
   第七段，先说陈思和因为写《巴金传》，必须涉及人物的生平事实。但告诉读者，他是通过写传“寻找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源”，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光在纸上寻找是不会有结果的”。但这就违背了作者在先推崇的，就思想论思想、通过文字看思想的原则。顺便说，这里还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思想脉络和思想之源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另一方面，怎样又能从某一人之思想达到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之源呢？至于为什么要从纸上再走入历史，作者的回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总是要受到现实的干预，同时他们也要干预现实。…前一代知识分子不得已走出书斋，后一代知识分子便也必得走出书斋寻觅他们的足迹”。
   第八段，终于出现了主题关键词“象牙塔”，有三次：其一：在中国一百年以来的动荡中，埋头书斋的知识分子被称为“钻进了象牙塔”。陈述明确，合乎事实。其二：思想的成长是需要“悉心养殖”的，“说象牙塔一点不为过”。这似应归结为作者的个人发现。当年的口号是“走出象牙塔”，要知识分子投身时代、投身大众，关键是“走出”。这个口号的前提是把知识分子的职业特殊化为与其它社会职业对立的、表明贬意价值判断的“象牙塔”。这里“悉心培植”的说法基于相同的前提，只不过是取“象牙塔”的褒意而已。如此怎能说明，为什么“走出”是灾难性的，“重建”却是必要的呢？其三：为巴金作传、要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之源的陈思和“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唤进象牙塔里”。这里，看来是指“当代”知识分子，因为是要从“广场上”召唤回来，要他们退出政治。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出象牙塔，应当是个人的选择，选择的得失是另一个问题。须知，巴金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时代，是没有守在象牙塔内的自由的。这是一点并非题外的题外话。
   第九段，捉摸不透作者要说什么，可能是这样的意思，“思想也是要劳作的”，而“我们都是思想的受益者”。
   第十段，也是捉摸不透，作者到底要说什么。其中有这样的意思，“要避世，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更何况，像陈思和置身的是人文学科，研究的是现代和当代，难免要在人事中”，“这也是没办法，是一百年革命的尾音，…是铺平通向象牙塔的道路。”人们要问，关于“重建”的文字在哪里呢，文章就要结尾了。
   第十一段开头的意思似乎是这样，思想者为人们所创造了“精神空间”，即象牙塔。作者是在借创造精神空间暗示“建造”象牙塔吗？接下来是“但对于陈思和们来说，事情似乎刚开头，却也不是新鲜事了，一百年里，这样的头不知已开过多少回了，现在就看他们，能不能走出历史的徘徊。”这里，只有“不是新鲜事了”、“不知…多少回了”能把陈思和们的事情和“重”字连起来，陈思和们作传的事情怎么能说是重建象牙塔呢，还是看不出来。
   结尾：“这就是我对陈思和的人生的描绘。”
   掐头去尾两句话，文章中间有长短相近的十个段落，真正谈及“象牙塔”的只有第八、十和十一段。其余十分之七的文字是作者反复或重复阐述自己关于文人的工作是与思想打交道，而思想是抽象的议论，却没有明确地、合逻辑地表现它们与主题“重建象牙塔”的关联。费力地读过全文，读者仍在五里雾中，不知这“重建象牙塔”要说的到底是什么。文学评论是论理的，作传是叙事的，思想史研究又是另外一回事，作者心爱的那些关于“抽象”的议论，把头绪搅得更乱。为什么不能用一点删繁就简的功夫，把思路理清楚，把问题说明白呢？此其一。涉及“象牙塔”的论题，原是“走出…之外”还是“回到…之内”的对立，而作者的题目是“重建”。假定她想标新立异，但行文中完全看不出她“重建”的立意在哪里，仅凭语焉不详的“却也不是新鲜事了”和“这样的头不知已开过多少回了”，是无济于事的。此不知所云之二。就算接受作者把创造思想财富定义为建造象牙塔的说法，也推不出，陈思和们写传的事情就成了“重建象牙塔”。因为，一、中国的文化思想财富并没有因“走出象牙塔”而消失，塔还在。二、因此，只有“续”建的问题，没有“重”建的问题。即使如此，写传的也算不上有原创意义的、即创造思想财富的建塔事业。以陈思和们写传为“重建象牙塔”，此为不知所云之三。首尾照应，点出“重建”一文是“对陈思和的人生的描绘”，重力不平衡，此不知所云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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