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刘青峰商榷

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刘青峰商榷
【按语】《二十一世纪》九一年四月第四期刊出了它的常务编辑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一文。笔者在读到后感到，这篇文章在基本概念、推理及结论上都非常值得商榷，于是，立即写了“商榷”一文。为了避免遭到在大陆时的那种言论封杀，作者于五月底把文章寄给了该刊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请他转给编辑部。七月初，作者收到该刊编辑陈方正先生的回信。如下：
   学文先生：谢谢所赐回应刘青峰文的大文。经详细考虑后我们决定刊用您的文章，但篇幅以刘文的一半，即七千字以下为限，所以建议将来文（B）的部分〔即对刘文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的讨论─笔者〕大幅删减，（A）的部分亦作相应调整。由于本刊稿挤，不可能给其中任何一篇文章过多的讨论余地，所以必须要求你作上述删节，务请见谅。我们等候回音了，并顺祝撰安！陈方正谨启91，7，4
   为求发表，笔者勉为其难腰斩一半再度投出，又得到陈先生第二次来信。
   学文先生：谢谢月初所惠赐的删节稿。由于这稿（版面计）超过七千字，并且在第一.一节有涉及与刘青峰原来文章并无直接关系的引申论述，因此我们建议第一.一节中再删去数百字与刘原文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并稍微更改第二.二段的一个句子使它更为准确，如附稿。同时第一.二节末了第二段的论述比较抽象，而且似乎不是大文所必须包括的，因此也请考虑压缩或删去。这些问题前一封信未曾提及，再次相烦，至感抱歉。端此顺颂暑安！陈方正谨启91，7，26
   作者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按照陈先生的关照删去了编辑部不喜欢的段落。文章终于在第七期（1991年10月）与刘青峰的回答同时刊出。笔者看后感到刘对本文的反批评多有不不确切之处，因此再次撰文澄清。这一篇“答刘青峰先生”直接遭到了拒绝。现在作者恢复了原文面貌，并标明被编辑要求删去的段落。该刊编辑对这篇文章这么费了很多心力和时间，读者也应该有所了解。
    《二十世纪》第四期上刘青峰先生撰文“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以下简称刘文）讨论了本世纪初和十年改革中中国出现的两次“科学主义”思潮，旨在揭示第二次“科学主义”兴起鼓吹自由主义、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功绩。我想分别从事实和理论概念两个方面来讨论、分析该文的几个基本论点，说明作者的上述提法不能成立。
   一．关于“出现于八十年代的中国第二次科学主义思潮是
   当今思想自由化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大推动者”的论点
   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主义关系的历史变化”的提法
   刘文以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为题，然而意在突出作为“当今思想自由化和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大推动者”的十年改革中科学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兴起。作者提出在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化”和民间科学主义兴起中的自由化倾向为证。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两个论断并不涉及理论问题，而是事实的错误。这里仅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提供一个说明。
   一•一.是丰富马克思主义，还是思想自由化？
   ─关于十年改革中“非官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
   在第一章“‘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十年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并且由此得出结论，“思想解放派的理论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立场上的”，并援引事实说明了这种“科学主义”的存在。作者说，“表面上看，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不过是回到正统的经典唯物论的立场，但这篇文章却广泛引用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哥白尼日心说和海王星的发现，……显然，这正好是那种把科学（知识和方法）看作认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和哲学理论前提的科学主义立场”。这里显然是指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化”转变。然而这种引证不能说明问题。确切地说，对这几种科学发现的引证人们可以在五十年代以来大陆上任何一本政治教科书中看到，共产党一贯是这样来标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这一点大陆读者不会陌生，作者也应当是清楚的。这样一种历史的重复至少“表面上”表明七十年代末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也分明仍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拉上几项教科书上的科学常识不说明任何问题。
   接下来，文章转向八十年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另一方面，即形式上“非官方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作者提出，改革开放期间“在科学的名义下，西方现代哲学，经济学，社会科学被大量引进……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都视为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被大加介绍和广泛应用”，并由此得出结论“我想，只要对中国十年思想发展具有实感，就不会否认‘科学主义’是当今思想自由化，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大推动者”作者所说的这一时期科学主义思潮的倡导者是指金观涛。金是以“三论”起家的，并且在其著述中一再重申他引入“三论”就是要回应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时从方法论上丰富它（见金观涛《兴盛与危机》，《我的哲学探索》）。〔仿宋体部分是陈方正编辑第二封信要求删除的。〕
   在这里事实前提与作者的结论是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十年改革中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派〔此处是陈方正编辑第二封信要求删除的〕“科学主义”旨在并且事实上也是在丰富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就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和自由化的推动者。道理很简单，今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显然不是对它的否定，从根本上说来不构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冲击，更谈不上自由化，自由化是与思想上和现实政治中的一元化互不相容并且直接对立的。金观涛的〔此处是陈方正编辑第二封信要求删除的〕“科学主义”思潮或许是“新”，但不过是“新”在“丰富”马克思主义上，而不是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与自由化无关。类似的现象同样表现于“八九”民运后走红的官方的理论宠儿何新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上，尽管两个人的表面形象有所不同。〔此处是陈方正编辑第二封信要求删除的。〕
   从科学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到科学主义“解构”了官方意识形态、导致思想自由化，这一推论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自恰的，就是刘、金本人在思想上也一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自由”出来。到了一九八七年，在当局镇压了学生运动、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刘、金二人还在香港《百姓》杂志（1987年6月）上撰文重申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一史实是想提请读者注意求实地、审慎地考察和评价十年改革中的种种“新思潮”运动。〔此处是陈方正编辑第二封信要求删除的。〕
   一•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复兴”？！
   ─关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化”
   刘文提出一个关于“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系的历史变迁的说法，作为宏扬和重新估价改革开放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据。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变化，并且在这种变化中改变了自己。根据作者：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科学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一元论的思维模式，具有“文化霸权的性格”，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p.33）；一九四九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大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占据主导地位，科学主义就开始衰退”；一九七八年以后科学主义再度兴起，而这种“新型的科学主义思潮作为反对文化霸权的工具，表现出一种反对正统意识形态使思想趋向多元开放的功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作者认为，与已往相比，八十年代的“科学主义”有两个特别具有进步意义的新特征：解构旧意识形态和建构新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就四九年以后“科学主义的衰退”和十年改革中“科学主义思潮的第二次兴起”这两个阶段来看一看作者提出的“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变化”究竟是不是历史事实，她的诠释有没有道理。
   作者提出自一九四九年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后，就与科学主义分解，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中科学主义的衰退，具体说，表现为对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技术化和政治化。作者举四九年以来大陆上对各种自然科学理论的历次政治批判（作者称之为“学术”批判，p.41）、“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式的“群众性的集体研究科学的运动”以及“亩产万斤粮”式的向科学进军为例（p.43）。不错，四九年以来在大陆中国对遗传学、相对论等一系列自然科学理论的批判都是政治批判，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批判均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共产党批判它们，不单批判它们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且首先批判它们是“伪”科学的，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种政治批判并不表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科学主义”的丧失，相反，它恰恰典型再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诩的“科学性”，即它假借科学性所表达的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独裁的特征。而“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粮”等一系列疯狂运动也都是打着科学的旗号，而不是以取消科学的名义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它要求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理由都在于它自命的“科学性”上。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上述一切灾难的罪恶之源。这种非科学和伪科学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和人们常识的科学概念完全不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常识的科学概念以及科学主义并没有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它独断的伪科学的科学主义要求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分离。共产党所发动的一切政治运动，如同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本身一样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任何把现实的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的政治行为和它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割裂开来的看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关于八十年代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化”，作者则从共产党科技政策的改变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为标志、“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立”的思想解放运动两方面作了论述。
   对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作者举下列事实为证。“中国第二次科学主义是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配合，其口号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具体表现为七十年代末强大的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思潮”。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科技发展纲要中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并在有关文件中批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等等。以此说明这个时期“科学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占举足轻重的位置”。文章不无得意地宣称，“在西方学术中一直是象牙塔中的科学哲学，在中国居然会如此普及，甚至各级共产党学校的辩证法课程中都要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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