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做人─波鸿中、德同学与北岛对谈

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做人─波鸿中、德同学与北岛对谈
三月二十六日流亡诗人北岛应波鸿大学汉学系马汉茂教授邀请，从巴黎返程丹麦取道德国来波鸿作了一场演讲。
   北岛是一个安静而平易的人。这是一场没有报酬的演讲。诗人的心是真诚的。演讲前马汉茂教授介绍，这是北岛先生第二次来波鸿，上一次是一年多以前，“六四”刚刚发生之后。时间过去了，情况在变化。“明星热”一直在减退，直到不久前方励之德国之行引起的广泛失望而达到了谷底。然而出乎笔者预料，这一天来的听众却十分踊跃，散布了整个大厅。演讲的题目是“海外流亡文学”。
   北岛首先给大家读了一些他在六四之后流亡中的诗作。
   “北岛”在人们脑海里固执地联系着那样的诗行：“……我们决不倒下，好让刽子手显得高大，挡住那自由的风……从星星的弹孔中流出血色的黎明……”。
   流亡作家的困境
   北岛开始了他演讲的主题，谈流亡文学、流亡文学杂─十一年以后重又复刊的《今天》，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流亡文学家。
   简单地说，流亡文学就是那些在六四之后流亡到海外的中国作家群在这一期间的作品，而复刊了的《今天》作为他们的创作园地之一便将是流亡文学曾经存在的一个证明。以北岛先生之见，它对中国文学是承前起后的─是过去十年文学革新的保持和积蓄；而这种在流亡这个特定环境下的文学探索孕育着这个文学的明天。北岛还谈到了流亡的中国作家的困境：现实的与心理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放逐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首先得备尝艰辛地求生，这是生存的困境。而一下子失去了熟悉的创作环境，断了往日的创作源泉，面对一种不懂的语言，一套不理解的观念、情感和价值体系，不少人不能写了，这是写作的困境。从一个社会的上流一下滑落到另一个社会的底层，一种彻头彻尾的“失乐园”，从心理到行为都无法调适，精神上处于恍惚与崩溃的边缘，这是心理的困境。
   有“流亡文学”吗？
   “流亡文学”这个议题首先就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讨论。在开场白中，马汉茂教授以“到底是不是有流亡文学”的提问引出了北岛演讲的主题。讨论中他又指出，在东欧、在苏联一些流亡文学家的作品超越了他们流亡的时间和空间，成了他们祖国的主流文学，并且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就。对于文学来说，“流亡”这个字眼儿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问题在于有没有有才华的人。十八世纪末法国的流亡文学作品至今仍为人们喜爱，而它们的作者大部分是贵族。“流亡”本身并不造就伟大的文学家，产生伟大的文学。
    “流亡”与“怀旧”
   讨论由此转到了人，转到了流亡困境，这是许多与会者都非常关心的。在流亡的艰辛中，他们许多人变得异常地怀旧。他们聚在一起时候，就回想北京的涮羊肉。对于流亡作家的困难处境大家理解而且同情，但是对他们的心态人们却是另外一种看法。对自诩为一代菁英的流亡作家们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无能为力的软弱，人们已经感到厌恶。
   梦想与文学
   北岛提出，一般人总是现实的，而文学家容易感伤，喜欢梦想；然而没有梦想，便没有文学，对此人们没有异议，但是对做梦梦见涮羊肉，大家却不以为然。扬人（仲维光）发言，提到他曾经读过的法国著名文学家阿拉贡的一篇文章“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做人”，并由此提出，首要的是做人。只有一个健康的、有理想的人，才能做出美的、耐人寻味的梦；只有一个有人的冲动的人，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划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对于这一代，在封闭的共产主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健全自己就更加重要和迫切。他们首先要从专制文化下、从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中解放出来。梦有各种各样，贝多芬的梦想使他为世界创作出第九交响乐这样伟大的作品；红卫兵则梦想见到毛主席，写出歌颂红太阳的诗篇；流亡作家当然可以梦见涮羊肉。但是，如果他只是梦见涮羊肉的话……
   《今天》向何处去？
   北岛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做人和从事文学创作，是两回事。文学是语言和文字的工夫。听众提问，复刊的《今天》是一分怎样的杂志，它的读者和作者群是怎样的。廖天琪女士问北岛先生，他今天写作是不是想到国内的读者？北岛回答，《今天》主要是为流亡作家提供一块创作和发表园地。至于它的读者对象，他们并没有一定的设想。北岛以自己为例说，他并不是为读者写作的。他的读者可能只是几个周围的朋友，很少数的一些人。再说诗并不是一种娱乐文学，读诗要参与创作，是很辛苦的。而且，北岛觉得大多数留学生是学理工的，很难期望《今天》这样一本纯文学杂志在他们中间会有很多读者。北岛对留学生的这种估价遭到反对。钱跃君（曾连任全德学联主席，自己也写诗）起来说，学理工也懂文学，他们当中不少人自己就写诗。《今天》能不能在留学生中赢得读者，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拿出“好货”。大家怀疑《今天》是不是能健康的存在和发展下去，如果它仅仅局限在上述那些流亡“作家”圈子中的话。
   不仅仅是形式，不仅仅是语言
   北岛先生以为不然。他认为，十年前，《今天》表现了一种新形式，一种新的语言追求，它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而在这十年中，人们尝试了各种形式，今天，文学很难再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了。他还谈到，当初在《今天》发行之前，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他们却没有时间准备。
   扬人作为北岛和《今天》作家群二十年的朋友，对那十年的历史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十年前《今天》能够抓住读者，不独因为它的形式新。当然就算是纯粹形式上的革新在当时的专制文化下也堪称是一场革命。但是，当时《今天》在新的形式下吸引人们的，是它所表现出那种真实的、人的追求和真正的、纯文学的冲动。它和那些“主题先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完全不同，它使人耳目一新，使人感动。尽管形式上的新颖、“朦胧”、甚至“晦涩”，似乎难以理解，它们还是为自己赢得了读者。
   北岛提到李陀曾经对这十年的文学做出了一种划分：一个方向是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到“报告文学”，另一个方向是由《今天》开始的一种新文学，扬人认为这种划分很准确。《今天》表明了一种真实“解冻”的讯息，一种真正的文学─它忠实于人而不是任何“主义”或“主题”─的开始。然而，它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要真正摆脱社会主义的四十年，重新回到人，重新回到文学，文学家们需要对自己进行更深刻的反省和发掘。
   过去的十年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在这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走多远。十年间，什么手法的确都“玩”过了，读者也在成熟，作家们如果不能表现出真正深刻的追求和人的冲动，那么剩下的就只是语言游戏了。无论这种游戏如何精致，都不会产生真正的深远的影响。象刘再复这样的理论家，至今对过去没有认真反省，怎么可能指望他产生真正的有意义的作品呢？“就为此，那六马克我省了（注：《今天》复刊后第二期刊载有刘再复的文章，售价六马克）。”场内响起一片笑声。
   扬人接着谈到，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描述了一代俄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在苏维埃俄国和流亡中的生活与创作，他们的热情与追求，他们的观察与思考，他们的软弱与屈辱，他们的痛苦与反抗，他们的忏悔与更新。这是一部诉说人和生活的书，为我们揭示了许多在极权社会中生活的作家的各种表现，揭示了许多历史的教训。它很值得我们再次阅读，并将这一时期的东欧作家及其作品和中国作家做一比较。我们需要真正优秀的作品，需要象《日瓦格医生》那样深刻的作品。但是，要想写出真正动人的作品，首先得有敢爱、敢恨、敢怒、敢骂，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作家。
   回不回、避不避、学不学？
   话题仍然围绕着语言。这些作家流亡到外国，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的障碍，尤其是对于这一代已经是所谓“成名”的中青年作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们没有学会使用一种外国语，并且也没有要学外语的心理准备。北岛谈起，这些流亡海外的作家们都面临着三个共同的问题：即回不回（国）、避不避（难）、学不学（外语）？
   笔者提出：前两个是问题，需要考虑，可以有不同的答案，而第三个不应该成为问题，不能有否定的回答。当然要学。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懂人家的语言，你怎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社会，怎么了解“世界文学”？在国内，你们借鉴西方，今天到了西方，有机会直接学习了，反倒问“学不学？”。
   自己也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的吴健广发言说，我看这种流亡对于这些作家们倒正是留学的好机会。学习一门欧洲语言，对哪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不容易，留学生也好，名流也罢。问题是你到底想不想学。留学生不问这个问题，学外语他觉得理所当然。成了名的作家即使流亡国外不学外语也能生活，所以他不想花气力学。要是他们坚持不学，那就只能是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那么也就只有感伤怀旧，自我陶醉。
   他又提起前不久《中央日报》副刊上一篇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访问记。马悦然教授谈到，要说中国“朦胧诗”的始祖应该是三十年代的卞之琳。他感到北岛对此所知不多，便找了几本卞之琳的诗集给北岛读。吴健广想知道，北岛怎样看待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家。但是他并没有获得明确的答复。吴健广接着提出，三十年代中国的诗人和文学家，中学西学都有很厚的功底，语言的造诣也相当高。他们了解西方，西方也承认他们的作品。象徐志摩、戴望舒的诗，人们今天仍然在读。先进的中国文学和文学家远不如三十年代。
   于是话题又回到了马汉茂教授的观点，问题是，是不是有有才华的人。我想这不是吴健广一个人的意见，会场内外许多人都会有同感。
   文学家不可逃避的终极关怀
   一位德国女学生向诗人北岛提出一个问题：个人自由是政治解放的前提，中国人的问题不光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思想方式都有甩不掉的包袱。今天你们来到了国外，在外面亲自体验和了解西方，受到它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国内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看到中国社会的缺点。你们海外流亡作家能否在批评社会，鼓吹个人自由和人性的解放方面作更多的工作？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大家都为她鼓掌。这是每一个文学家都无法回避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而它由一个普通的德国女学生提出。究竟有那个流亡作家向我们表示出他曾经或正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应该感到惭愧。
   讨论是热烈的，意见交锋是直接而尖锐的。希望有更多的流亡作家从他们的小圈子走出来，走到公众中来。
   一九九一年三月，德国
   （本文发表于《中央日报》，台北，199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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