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杂志一九九一年第六十六期刊登了李明辉先生的文章“中国没有哲学吗？─与费德西先生论‘中国哲学’”一文。一九九一年第六十五期《当代》杂志“西方哲学阴影下的新儒学─德国汉学家费德西关于新儒学的述评”（简称“述评”）一文是我根据费德西先生的演讲稿整理的，除简短引言外完全是介绍费德西先生的思想。为了对该文负责，对於李明辉先生提出的某些问题与批评我权作如下答复。必要时我将在答复中援引德文原稿。
   
   一、关于李文引言中的三点批评
   
   1．关于文章题目（p.142）：原演讲题为“Ein Thema des modernen Konfuzianismus”，我在副标题中以“德国汉学家费德西关于新儒学的述评”给出。

   2．关于唐君毅先生书名的误译（页142）：费德西讲稿中只给出了德文书目，而我手头又没有唐君毅先生的书，故在寄稿时特请编辑代为查证修改。对於李明辉先生指出文中这类错误，表示衷心的感谢。
   3．李文（p.142）有这样一段话，“文章中又提到‘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建立一种由黑格尔启发的意识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低阶的是一神论……’但事实上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一神论不属于最低阶而是属于第七境”。
   这里李先生引文不完全，引起误解。紧接在“在这个体系中最低阶的是一神论”一句之后是，“然后是佛教，最后是哲学的王冠‘儒学’，依次在第三段、也就是先验的最高阶段得到说明”，这句话的完整的意思显然不在判断一神论为最低阶。这一段的德文是这样的，“Im dritten und hoechsten Bereich der Transzendenz warden als unterste Stufe der Monotheismus,folgend der Buddhismus und als Kroenung der ‘Konfuzianismus’behandelt”。我想，“述评”一文的上述解释基本上是符合原文的，即“一神论作为最低的一阶，然后是佛教，最后是哲学的王冠‘儒学’，依次在第三段、也就是先验的最高阶段得到说明。”
   
   二.关于“费德西不甚了解唐君毅、牟宗三的思想”
   
   在“费德西不甚了解唐君毅、牟宗三的思想”一节李先生指出，费德西说唐君毅不熟悉西方现代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并且批评费德西“牟宗三研究康德最后却通过海德格找到了对中国哲学可能性的说明”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
   1．关于“他（指唐君毅）并不熟悉现代哲学”一处，原文关系不清，译文也不确切。联系上下文当有“他熟悉现代哲学也了解古典”的意思，感谢李先生指正。
   2．李文对费德西批评牟宗三的反批评所根据的是“述评”一文中费德西的简短结语中的一句话。而费德西对於牟宗三的分析批评则以“中国哲学是可能的吗？牟宗三”一节中专门论述的。撇开相关的主要论述而仅以结语中的一句话为依据，显然引文欠妥，论据不足。
   至於牟宗三的康德研究为什么是海德格式的，可见“中国哲学是可能的吗？─牟宗三”一节中费德西对牟宗三关于“直觉”一词使用的分析。在对“直觉”概念的应用作了一般性的说明之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Nach eigenen Angaben war Motiv des Werkes die Lektuere zweier Schriften von 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sowie《Einfuehrung in die Metaphysik》"，意为：作者（指牟宗三）自称，他该书（指《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的动机是来自海德格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和《形而上学导言》两本小册子。接着作者又分析了海德格对康德的重新诠释以及牟宗三先生是如何根据海德格的思想解说他“智的直觉”的概念的。如是，费德西对牟宗三先生的论断不是毫无根据，而是有根据有分析的。
   以上是对李明辉先生对於“述评”一文文字方面批评的若干解释。在下面的答复中我也将表达一些个人的意见。
   
   三.关于“费德西以‘个人’的哲学概念，否定‘中国哲学’”的批评
   
   李先生在（p.144）页上引述了我在引言中概括费德西演讲内容的一段话，并由此展开了对“哲学”概念的哲学史讨论，批评费德西“个人”定义的哲学概念及其否定中国哲学的结论。李先生认为，“虽然这段文字可能是还学文先生所写的，但基本上还是忠实地反映了全文的主要论点，故我们不妨引述於此，作为讨论的依据”。
   费德西以“什么是哲学？有没有中国哲学？”和“关于中国哲学一词的由来”整整两节的篇幅讨论“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概念。李文要批评费氏这两个概念，却撇开作者自己详尽的论述而引用第三者的概括为依据，这显然是非常不适当的。
   费氏在演讲一开始就援引柏拉图明确提出：理性─就其提出说明与论证而言─是哲学的基本特征，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一词也是源出於“哲学”的概念。而且这一对“哲学”概念的简短说明并没有把“理性”解释为一个相对於“意志”的概念，也没有把“科学”限定於“自然科学”。因此根本不产生李先生提出的，根据费德西的定义西方的“意志哲学”（Voluntarism）、“生命哲学”是否要被排斥在“哲学”之外，以及西方中古哲学主要关注基督教信仰、而当代西方哲学关切为科学和认识定位，对生命的关怀只有边缘性意义等问题。并且，从古希腊到当代，哲学中对认识论的兴趣和对实践与生命的关怀一直并存，这是一个哲学史事实。因此对李文由此引出的细节问题这里不准备作进一步讨论。
   至於说到费德西对“哲学”一词的定义是否是他“个人”的，我想第一，重要的是费德西提出的这一“哲学”概念能否成立、是否可以接受，而不在于它由某某人提出。其次，就“述评”一文看，并且事实上对“哲学”概念的这种解释也不是费德西一人一家之言。李文接着提出，“就算我们接受费德西的‘哲学’定义，……我们仍可有意义地问：在中国有没有相当於‘哲学’的思想活动？如果有的话，我们何以不能扩大‘哲学’的涵义，而将这种不同形态的思想活动也包括在“哲学”的概念中？”这正是“述评”讨论的核心问题。定义就是限定一个词的意义，概念因其定义而彼此区别。而包含了中国思想形态的、扩大了涵义的“哲学”概念显然与所谓费德西的西方“哲学”概念不同，因此无助於说明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是同一种哲学这一目的。正如“述评”一文的分析表明，这种假西方哲学概念框架解释中国传统思想又要标榜中国哲学独立於西方传统的努力是矛盾而徒劳的。当然李先生可以不同意费德西对“哲学”概念的解释而提出一个包含东西方思想形态於一身的“哲学”概念，那么说“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同样为哲学”是援引种概念“哲学”的定义而不是援引与其并列的“西方思想”的属概念的定义。于是，即使使用这个广义的“哲学”概念也无助于反驳费德西指出的上述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面向事实回答，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不是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它是不是近代从西方思想引入的？如果这确是事实的话，那么费德西关於近代中国哲学的意见就不能轻易否定。并且“述评”一文说中国传统思想不是哲学，只在它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意义上，并不涉及中国思想有无价值的问题。在谈到梁漱冥时，费德西特别赞赏他提出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独立的思想文化”这个命题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四.关于民族优越感
   
   李先生认为费德西对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非哲学”─广而言之，“非学术”─动机的批评表现了流行於西方汉学界一种很坏的心理化约主义，它用对文化认同的心理需要来解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而这恰恰流露了西方学者的历史文化优越感和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又指出，一切高度发展的文化都有这种文化优越感，人们不应当因此抹煞他们文化的价值（见页148─9）。
   我想把费德西对新儒学的批评说成是用文化认同心理解释中国文化思想是一个重大的误解。费德西对新儒学中非哲学动机的批评恰恰是要将儒学作为学术研究与掺杂其中的心理动机与政治考虑作为非学术的因素区分开来，他反对把学术研究从属於心理、政治的诉求，并且要求把后者从学术研究中排除出去。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认同是不同的东西：学术研究不具备社会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功能，社会政治的关怀与文化认同的心理也不等于对思想文化本身的研究；二者不能彼此混同、彼此归约。不能把学术研究─作为真值判断─混同於价值判断，使之从属於价值判断的目的和原则。我认为费德西在这里提出的是学术研究─无论中学还是西学，无论洋人还是国人─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作为对於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非学术动机的批评尤其尖锐而中肯。正因如此，我立意把这篇演讲介绍给国人，以期引起注意。
   再说文化优越感。人们判断一个命题是否为真，是看它的陈述是否合乎事实，它的论证是否合乎逻辑。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对它们是不能做真伪的判断与优劣的取舍的。因此，心理动机与价值判断不能成为真理判断的根据与标准，而真理判断也不能说明文化传统与趣味的高下，这是心理因素、政治动机之为非学术因素的方法论上的理由。西方出于欧洲中心主义或种族优越感对於中国思想文化的评头论足从学术上讲不足道，同样主张中国传统思想高超的议论或证明中国文明不比西方差的辩护也不能与对中国思想的学术研究混为一谈。学术争论的是对错，对错自有事实与逻辑为公论。如果承认这一学术批评的方法论准则，我们就应致力於对问题本身的探讨与说明，讨论费德西的陈述是否合乎事实、他的推论是否自恰；而不是汲汲於批评者以及被批评者的心态，这些到底不能构成考量一种批评正确与否的判据。文化优越感─包括被压迫感或受迫害感─不是学术批评标准的要件，对於关於中国的研究─不论是西方学者的还是中国学者的─也不例外。
   我愿意再次引用费德西，“说有一个和‘哲学’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文化，能提供给西方许多好的东西，只可惜西方并不真正理解它。这样的东西只配登在三流小报的副刊上”，重申：这样的东西不是学术。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於德国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68期，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