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西方哲学”阴影下的新儒学─德国汉学家费德西关于新儒学述评

“西方哲学”阴影下的新儒学─德国汉学家费德西关于新儒学述评
六月底，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举行了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重要思想潮流提出了不少非常有趣的新看法。
   本文将要介绍的是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的一篇探讨近代中国新儒学的报告。慕尼黑大学汉学家费德西（Michael Friedrich）从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哲学”一词的诠释出发，回顾了新儒学构造中国哲学体系的历史，从王国维、刘师培、梁漱冥，冯友兰、金岳霖谈到唐君毅、牟宗三。
   报告从“西方”学术传统出发，首先从定义概念入手，分析了“哲学”和“中国哲学”这两个概念。分析的结果表明：一、“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其核心是科学和理性，二、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中国哲学，三、近代一切阐释中国哲学的努力都表现为一种背谬：一方面这种解释无一例外地都以西方哲学为尺度，因此它们所建立的中国哲学就不是纯粹中国的，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解释却都宣称一种独立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哲学。
   这种见解会使华人学界不快甚至愠怒，但却必须承认，它们是重要而富于启发性的。
   在此之后，作者详尽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分析了它们的失误。他指出了所有这些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非哲学动机，即试图以此“科学”地说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我们看到，这种“国粹”之魂并不只是历来保守的政治家的法宝，它甚至一代代地侵蚀着中国的学人和学术。多元的世界自然不会归化于大中华，如果新儒学作为哲学仅仅是为信仰传统提供合法性说明，那么它将只能是“独白”。而这种自大心态如不改变，“中国学术”则永远要封闭于自身，而不能与西方对话，不能面向世界。

一、什么是哲学，有没有“中国哲学”?
    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加思索地使用“中国哲学”这个字眼，然而事情并非不言而喻。恰恰相反，“中国哲学”一词是相当模糊且问题丛生的。
   “哲学”在西方是指一种自古希腊以来的思想历史发展。远在柏拉图，哲学这个概念就是与思想活动中的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哲学要提供解释。在西方“科学”的概念也是在“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尽管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它逐渐脱离了哲学而独立，然而离开“哲学”，科学─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自柏拉图以来哲学概念经历了无数的改变，尽管如此，理性和科学一直是哲学核心成分。
   除了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以外，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哲学吗？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如果不想过分随意地谈论“中国哲学”，人们必须首先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方法论的说明。伽达玛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如果以经验可检验的知识的尺度来考察哲学的话，那么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对象的。关于哲学的一系列问题也就由此而产生，而对于它们的历史回答就包含在西方哲学传统自身之中。其他的、尤其是远东的思想文化中那些关于神秘深邃的洞见与智慧的陈述与西方哲学并没有明显的联系。是否东方思想真的像德国哲学家说的那样神秘莫测，暂且不去管它；然而伽达玛谈到西方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对于讨论“中国哲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一．哲学是西方的发明，并且它被理解为科学，就此而言，它与其它的文化传统没有明显的关系。二．哲学并不提供经验可以检验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没有对象的，而“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正在于此。
   下面来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西方以外的文化传统。
   例如佛教：
   哲学是希腊人的一种创造，佛教文化并不了解这种东西，而且会把旨在扩展哲学这种无用的知识而进行的研究看成是纯粹浪费时间。佛教是要指示解脱之路，它的经典中并没有西方所理解的哲学这个词；如果其中有哲学出现，那纯粹是偶然。
   又如“犹太哲学”：
   犹太民族并不是自己走上哲学思维之路的，它是从外部世界吸收了哲学。犹太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接受、消化和改制外来思想的历史。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希腊化时期，其结果是犹太－希腊化哲学。这种犹太哲学具有真正希腊哲学的特点，从哲学史的角度完全可以视为希腊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阶段发生于伊斯兰文化圈内，是一种二度吸收；因为伊斯兰哲学本身就是以对希腊哲学体系的吸收和加工为基础的。最后在犹太文化进入近代欧洲文化圈之后出现的近代犹太哲学则是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上述实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在欧洲文化传统之外，哲学的出现是偶然的，二．它们都是在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发生的。在后一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也是可能的，即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然而这样它就不是“中国哲学”，而是“哲学在中国”了。把本土传统解释成哲学的尝试本身并不是这种传统的要素，而是通过对哲学的了解从外部激发的。实际上“中国哲学”一词所指的远非如此，并且远过于此。本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圈内“中国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独立于西方传统、与它不同甚至高于它的哲学。这里缺少一种必要的方法论上的反思：这样一种“中国哲学”从历史上看是否属于中国传统？亦或它只是通过西方哲学而对这种传统的一种有保留的解释？
   再来看修饰语“中国”的含义。是否它是一个限定语？如果是，它就应当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仅仅指称涉及语言和地域的某种关联，像“德国”在“德国唯心主义”一词中一样。或者这个形容词指示一种民族特征，说明“中国哲学”不同于希腊、德国、英国哲学？这样一种“民族哲学”则要以“民族”概念为前提，于是就要在哲学以外的联系中说明这种或那种哲学的正当性。再有，“中国哲学”是特指某一种中国哲学还是泛指各种中国哲学？是前者则关乎一个整体，是后者则包含各种不同的思想与流派。不说清楚这些问题，就无法确定“中国哲学”是什么。认真分析起来，“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中“中国”的分量远比“哲学”重。就是哲学的外行大概也意识到了，“中国哲学”一词中，在意思上“中国”这个形容词是处在主词“哲学”的内涵之外的。对比之下，在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时，西方人并不是把他们当成成希腊人－尽管他们是－，而是把他们当成哲学家；同样道理，黑格尔、沙弗兹伯里之为德国人和英国人对于其哲学并不重要。
   从上述对于“哲学”和“中国哲学”两个概念的说明出发，下面来考察“中国哲学”一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二、关于“中国哲学”一词的由来
    何人、何时引入了“中国哲学”一词，很难严格确定。早在十六世纪后期欧洲传教士来自中国的报告中曾谈到当地的道德哲学和他们的大师孔子，一六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教皇通谕中也提到“哲学家孔子”。此后在西方开始了“四书”的翻译工作，其中前三卷于一六八七年由P. Couplet定名为《孔子的中国哲学》编辑出版。这一著作引起了莱布尼兹对中国思想的兴趣，在一封关于中国哲学的信中他把正统的儒学称为“自然神学”加以赞扬。进入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在西方启蒙主义者那里也得到高度评价。在出现了“德国唯心主义”的转折之后，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中国思想则普遍被认为是前哲学的了。
   然而即使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最初的成功也只有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文艺复兴拓展了精神思想的新领域，通灵学、炼金术、犹太神秘主义以及其他的“密学”纷纷以传播“亘古智慧”的面目出现。这时哲学的概念也随之大大扩展，它涵概了和“智慧”沾上边的一切东西。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新的对语言兴趣及致力于通用语言和概念表达的努力，它们怀着惊喜与赞叹接纳了结构与形式与它们完全不同的中国语言及其传达的信息。康德的出现标志着哲学史上一个转折。他对于迄今为止一切不是以对自然科学的反思为基础的哲学的批评，建立了新的哲学概念。他以严格指向科学原则的哲学取代了以往孤立的、自成体系的哲学。其前一直被高度赞扬的“中国的实践哲学”相比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变得过时了，一种从个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实践的主体和目的的个人－出发的、并且可以从形式上严格论证的伦理学和中国的伦理学说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如布贝尔（Martin Buber,宗教哲学家）和亚斯贝尔斯（Karl aspers），众所周知，从黑格尔到胡赛尔，对中国哲学都评价不高。
   十九世纪“中国哲学”一词也出现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翻译和介绍了大量西方科学文献，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西周，顺应维新的潮流创立了“硬译”的风格。一八七三年他把欧洲语言中“哲学”一词理解为一种新逻辑，译为“tetsugaku”（哲学），并加注释说明，尽管日语中有对应的词汇，他还是愿另造新词，以区别于东方孔子的学说。翻译者显然是意识到了“哲学”这个西方的概念和它在东方文化传统中的对应词之间的差别。一八八一年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东京大学首设“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讲座，这当是在远东中国思想第一次被称为“哲学”。
   大约又过了二十年之后，“中国哲学”一词才在中国本土出现，日文的“硬译”在中国广泛发生影响也是在世纪初大量日文书籍的中文翻译出现之后。日文“硬译”的“哲学”一词在梁启超在日本横宾办的《新民丛报》上的出现，应是该词第一次出现于中文刊物。中文的第一部中国思想史出版于一九○二年，书中也出现了“哲学”这一日文译名。

三、“中国哲学”的早期历史
    先期的洞见王国维
   王国维在一八九八年就学于桐文学社时就通过日文文献接触了西方学术思想，中国最早的有关“哲学”这个题目的讨论见于他的文集。于一九零五年出版的这本文集收集了王国维关于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抽象思维、翻译术语以及戴震和阮元“哲学”等论文。讨论中作者谈到了西方哲学，并且直接引入“哲学”这一概念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王国维这样定义“哲学”：
    “世上最神圣、最崇高、不掺杂丝毫功利目的的学问，即是哲学和艺术。尽管世人都诋毁它们无用，也丝毫不能贬低它们的价值。……哲学追求真理－千秋万代而不是一时之真。……千秋万代之真则难合于一时一国之利，甚而与之相佐，然而这恰说明它的圣而不俗。”
   此处王国维沿用了最流行的哲学概念，然而他接着指出：
    “翻开中国哲学的历史，人们惊异地发现：差不多没有一个哲学家不是汲汲于功名而同时为官的。……因此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很发达的道德说教和权术之学。先秦和两宋的形而上学也只是为了论证名教（道德哲学），而不是对形而上本身的探究，更遑论对美学、逻辑学和认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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