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本杰明和他的思想─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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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德国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本杰明认为犹太人之所以能够抛弃他们参与形成的德国文化，是因为他们对德国的态度是可收买的。“可收买”是指犹太人期望以对德国的公开认同换取德国人对他们的容忍与承认。而他自己，他希望通过从扭曲与遗忘中拯救德国思想精华积极地代表和维护德国。（5）
   关于德国精神与犹太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杰明是一个例子，但不是唯一的。本杰明以犹太精神作为精神世界的灵魂，黑格尔以德国为绝对精神的历史化身；很难说是犹太人体现了德国精神，还是德国人发扬了犹太精神。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十分精采地分析过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旧约中先知与救赎的结合。犹太德国人当然还有另一种类型，例如著名诗人海涅、自由的歌者，因为无法忍受德国思想文化界的气氛移居法国而遭到国人的非议。又如被非常德国人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施塔克攻击的爱因斯坦。他们常常被认为很不德国人。爱因斯坦十分平静地说过，“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同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更别说德国了，我同德国仅有的唯一联只不过是我担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还有我从小学会的德语。”（6）对于思想研究而言，德国思想与犹太精神的联系，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一个重要的课题。

四、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女布尔什维克阿西娅的爱情
   对本杰明一生发生过影响的有三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多拉，另外两个是他的情人：尤拉（Jula Cohn）和阿西娅。本杰明与多拉一九一五年定婚，一九一七年结婚，次年生有一子，一九三○年离婚。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本杰明死后一年之际，多拉从英国写信给舒勒姆，谈到他们的分手、他们以往的幸福时光，谈到她早已为本杰明准备好了到英国的逃亡，谈本杰明的死对她的沉重打击。十月六日多拉再次致信舒勒姆，告诉他，本杰明死亡使她与生命的联系危如游丝，恳求他给她讲讲他们分手后本杰明的一切。尽管如此，她远非本杰明生命中重要的女人。
   博士论文完成后，一九二一年本杰明一家从瑞士迁回柏林，与雕刻家、他中学时代的朋友尤拉重逢。他们早在一二年就认识了，一九一七年本杰明结婚后中断了联系，因为，本杰明自己讲，“尽管我们（尤拉、我和多拉）的一切努力，彼此之间还是无法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三个人共同生活没有可能。”四年后，本杰明重又燃起对尤拉的热情，有很长一段时间尤拉又住到了他和多拉那里。这一次毁坏了他与多拉的婚姻，他们断续地开始分居。一九二六年本杰明事业上开始上升，个人生活上却极不愉快，他一直深爱的尤拉和别人结婚了，婚后似乎又不幸福。
   本杰明命运中最重要的女人是阿西娅，一个女布尔什维克，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干预了他的生与死。一九二四年他们在意大利的卡普里相识。当时本杰明正在考虑舒勒姆移居巴勒斯坦的建议，为此阿西娅与他发生激烈的争吵，她认为对一个进步人士来说，希望在莫斯科，而不在巴勒斯坦。结果是阿西娅胜利了，“我可以平静地告诉你们，我终于达到了目的，本杰明不去巴勒斯坦”。（7）
   和从里加来的激烈的女共产党员阿西娅的相识与相爱，使本杰明生动而直观地了解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者，并确立了对它们的认同。从那时刚刚出版的卢卡奇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他印证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衰亡的分析，并且试图把它提升为一个与认识论相结合的历史哲学体系。卢卡奇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扭曲归结到它思想中的矛盾对立，并把这种精神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瓦解的指示计；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把这种思想文化改造为社会进步的杠杆，则可以扬弃它的内在矛盾从而升华它，在这种哲学和历史的矛盾混合中本杰明找到了自己政治观点的表达，在其后期重要文学评论《论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一文中，人们可以清楚辨认出同样的论证。同年十二月本杰明告诉好友舒勒姆，“……共产主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激励我阐发那迄今为止一直伏在法兰克人面具下的我对于现实政治的思想。……（你会看到我）对彻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在许多地方都有更新”。一九二四年标志着本杰明明确地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五年罗沃特（Rowohlt）（8）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答应陆续出版他的《论德国悲剧的起源》、《论哥德的心灵的亲睦》，并约他翻译布鲁斯特（9）的作品，为他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秋季开始，他从汉堡出发到西班牙、葡萄牙和南意大利旅行。从拿波里回到德国后，十一月份又专程去里加看望阿西娅。然而，对于这位共产党员来说，知识分子如果不积极参与革命，和他们打交道就毫无意义；因此对本杰明的来访，阿西娅相当冷淡，“他（本杰明）总喜欢给人意外，这一次他的意外可一点不和我的口味。他完全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我没有时间给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本杰明再次来到苏联。十二月六日在他莫斯科见到了阿西娅，和他的伴侣、导演兼评论家B•莱希（BernhardReich）一起。关于阿西娅以及她与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出现在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面前。尽管如此，我对自己说，仅仅是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本杰明不会一句俄文，在采访和社交上他都离不开莱希，於是三个人持续处于嫉妒与争执的紧张关系之中，逗留莫斯科两个月的日记中充满这些纠缠不清的争执与感觉屈辱的记载。一九二八年随苏联商务代表团阿西娅来到柏林。在柏林的一年半时间中他们时常同居在一起，导致多拉与本杰明最后分手。同年，本杰明出版了政论文集《单行道》，题献给阿西娅。《单行道》一书集中体现了本杰明评论文章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特征，它们试图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批评建构一个革命历史理论，说明现代社会为理想社会的没落，为历史暗示自己本来目的否定的、破坏性的征兆。
   通过阿西娅，本杰明实现了其哲学、社会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化和直接政治化。

五、本杰明创作生命的高潮─杂文时期（1926─1929)
   根据和罗沃特出版社的合同，一九二六年本杰明开始为翻译布鲁斯特做准备，并同时为《法兰克福报》和《文学杂志》撰写评论。这一期间本杰明创作十分旺盛。二六至二九年间，他平均每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三十篇评论。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日益激化，本杰明觉得不能继续认同它的宗旨，一九三○年之后便退出了《文学杂志》。《法兰克福报》是一份左派民主主义的报纸，一九二六年四月本杰明在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个小的启发”（“Kleine Illumination”），其后陆续在该报发表的文章於二八年集成《单行道》一书出版。部分地由于与《文学杂志》竞争的缘故，本杰明一直没有能够成为《法兰克福报》的正式撰稿人，尽管如此他每年平均为该报撰稿也在十五篇以上。
   本杰明定期为当时德国两个最著名的文学刊物撰稿，以多产的创作奠定了文坛知名批评家的地位，自认成功地扮演了批评家之为文学战场上战略家的角色。这一时期的文章明显地表现出苏联之行为他观察与分析社会析渗入了新观点和新方法。在“批评家技巧十三则”（“Die Technik des Kritikers in dreizehn Thesen”）一文中他主张，如果斗争需要的话，客观求实性应让位於党性，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他明确地以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居。一九三○年罗沃特出版社答应将他几年间在两刊发表的重要文章汇集出版，本杰明非常希望能够由此向公众强调表明他之为德国新批评理论奠基人的地位，但是后来由于出版社的财政危机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到希特勒上台前的这几年间，本杰明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高峰。不仅有了稳定的职业与社会地位，而且作为领衔的批评家在同行和公众那里也获得充分的承认。

六、党外布尔什维克与战斗的党文学批评
   由于出版业的产生与发展，以文为生者的经济生活因此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在经济上尚未自立之时，本杰明曾抱怨，谁要是认真从事精神劳动，他就必须面对饥饿与贫困的威胁。当时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出一种阶级意识，认为由于出版商，他们不得不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他们的精神产品被迫异化为消费品。二十年代左派知识分子们致力于一种社会主义文学，鼓吹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现存的生产关，以消除资本主义对精神生产的异化。马尼克出版社（Manik─Verlag）的创办人W.赫兹菲尔德（Wieland Herzfelde）与版画家兼作家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於一九二五年发表宣言：“今天，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愿意做一个无能的臭皮囊、一件过时的古董的话，那么他必须在匠人还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家中作出选择；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必须放弃‘纯艺术’。”（10）
   一九二五年法兰克福大学拒绝接受本杰明的教授资格论文《论德国悲剧的起源》，本杰明收回了论文。他认为提出和坚持自己独立的、批评性的思考比教授的头衔更重要。在谈到未来的计划时他写信告诉舒勒姆，“事情完全取决于和出版商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运气，我就准备全力投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并且入党，这一步我是迟早要走的。我的研究领域也将有所改变，人不能人为地把自己局限起来”。但后来本杰明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在一九二六年的莫斯科日记中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缘尾，“我放弃入党的意愿完全是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因为当初要入党的冲动也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我自问，在现实中和经济上是不是做一个左派党外人士更好，能为继续发展自己已在进行中的精神生产提供更好机遇与保证？”（11）。“左派党外人士”不仅对本杰明，而且对其它许多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思想活动都是一个十分准确的刻画，本杰明和共产党以及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对于那一代左派知识分子是典型而具有普遍意义的。
   本杰明一九二六年的莫斯科之行是受命《世界文学》杂志采访社会主义苏联。他的文章广泛报导和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从新经济政策到教堂、剧场、交通、招贴画乃至街头摊贩，当然更多的是谈知识分子。在“论德国悲剧起源”一文中他提出，现代社会中文学地位的改变使知识分子的传统社会角色成为过时，而在苏联对知识分子任务的规定中，他发现了知识分子新的社会定位。在《文学世界》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俄国作家的政治流派”一文中他提出，在新的社会中不是美学上而是政治上的亲和性决定作家们的分野。文章介绍了当时苏联作家的三个主要派别：左派无产阶级作家（Linke Prolekult），右派流行作家（Rechte Poputschki）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WAPP），认为他们代表了当时俄国三股主要的社会力量：英雄的战时共产主义者、新经济政策下复活的资产阶级和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他赞扬苏维埃新文学突破了资产阶级上层的自我表现，成为大众政治启蒙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