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本杰明和他的思想─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本杰明和他的思想─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引子yyy
   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某种末日的焦灼，对技术、科学、理性和人性的深刻不信任滋养着对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渴望，本杰明的神学─唯物论的历史哲学迎合了这种末日感，并且似乎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独辟蹊径指示了一条解救之途。
   时过半个世纪，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之后，人们期待着一个立即的复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非如此。于是东方和西方的左派说，现实表现为历史预兆的颠倒，它要求我们修正取消共产主义的要求。在德国著名的《时代周报》上，有人撰文主张，马克思主义价值批判的历史正确性并没有随着共产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和道德意识形态的解体而过时。由此，对边缘马克思主义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本杰明理论的需求也再次应运而生。
   有人说，本杰明的神学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性是显然的。他们说，虽然本杰明谈革命，也使用阶级斗争的字眼，但他是在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发展出一种人权的理论；他们说，本杰明之所以谈神的“救赎”，是因为他拒绝人类历史必然进步这种危险而有害的思想；……
   不仅在他的国家，而且在东方，在大陆、台湾和韩国这样不同形态的社会中，本杰明被当作西方思想的杰出代表而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对于他的时代与他思想发展的陈述，发现他在当代思想历史中的位置。

一、简短的生平─生命中的几个重要时期
   一八九二年本杰明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长子，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关于童年生活，他在三十年后写有《十九世纪的柏林童年》和《柏林记事》（死后发表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童年生活的记录，毋宁说是一个成年人对于童年生活经验的分析与再造，以成年的我“提升”童年的我，力图从中显示一个成熟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精神发展。例如在对一次家庭晚宴的记述中，本杰明写道，“这儿是深渊、我从属的那个阶级的深渊，在那个晚上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它”，似乎孩提的他就已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了。对个人生活本杰明终生保持缄默，收在《柏林记事》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绝对不用‘我’这个词”。二十岁年那一年本杰明从文科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弗赖堡大学哲学系。一九一二年后的两年间本杰明差不多全身心投身了当时德国的青年运动，从他我们看到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缩影，甚至立刻联想起中国“五四”的一代青年。一九一四年始他逐渐脱离政治社会活动，专心于文学与哲学研究。其间本杰明结识了G.舒勒姆（Gershom Scholem），并成为终生的亲密朋友。对犹太人在德国的前途舒勒姆老早就不报幻想了，一九二三年移居巴勒斯坦。一九一七本杰明与多拉（Dora）结婚，第二年他唯一的儿子斯特凡出世。一九一八年在瑞士本杰明结识了布洛赫和卢卡奇这样一群出身上层社会、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
   一九一九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本杰明马上开始撰写教授资格论文，希望能尽快完成，以此作为继续要求父母经济资助的资本，过一种自由学者的生活。一九二四年五至十月本杰明在意大利卡普里岛（Capri）五个月，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此间他结识了俄国女革命家阿斯亚（Asja Lacis），对他日后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九二六至二九年间本杰明达到其生活与创作的高峰。这一期间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文坛知名的批评家，经济上也第一次独立而有保障。一九三○、三一年间本杰明还曾在医生监护之下吸大麻，有时是和在布洛赫等人一起，有时是在其它朋友那里。在给医生的记录中他写道：这种感觉是无法言喻的，吸毒后，成长与自立的意志就全然消失了。“成长与自立”对本杰明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一直希望能够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过一种自由学者的生活，而父亲却要求他自立，长时间以来他处于一种经济上依附与内心困扰的状态。他感叹，到了四十岁他才第一次有了成人的感觉，不是因为已经不再年轻，而是感觉到自我开始得到实现。
   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于盖世太保（1）的骚扰本杰明终于离开了德国。流亡到法国后，他一直在社会研究所工作。巴黎的社会研究所隶属于纽约，在那里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持。流亡的生活非常痛苦，除去经济上的困窘，他在研究和创作上也不得志。由于学术意见上的分歧，本杰明的文章常常被霍克海默大段删改，他《论波德莱尔》一书有三章因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能接受他的哲学观点与方法论而被断然退回，以至他不得不重写。这常使他感到屈辱和无奈。
   一九三九年在法国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经朋友营救而获释，一九四○年在逃亡中自杀。


二、青年革命家的本杰明
   本世纪初德国曾有过一场从教育改革要求开始的社会改革与文化革命运动，称之为“青年运动”。当时，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思潮弥漫了整个世界，征服了一代青年。许多文科中学高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他们大都出身於社会中上阶层，根深蒂固地有一种菁英意识，自诩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是天才，因此是教育改革的当然领袖。本杰明中学毕业后立即投入青年运动激烈派的活动。激烈派首脑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是本杰明维就读两年的豪宾达（Haubinda）寄宿学校校长，当时他在校内推行教育改革，给本杰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到弗赖堡大学后，本杰明立即投入了当地的自由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旨在实现洪堡（Wilhelm Humboldt）（2）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理念，争取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参与权。在这个松散的学生社团中，维内肯组织了自己的激烈派派别。这个派别认为政治讨论毫无意义，宣传坚决反对现实社会，要求实现一个只有尚未堕落的青年一代才可能具有的纯粹精神领导的新社会。这一时期本杰明大力投入社会组织活动：他主持弗赖堡大学教育改革分部工作，吸引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在柏林组织“论坛”（Sprechsaal），为要求摆脱家庭束缚、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青年朋友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同时还定期为青年运动的《青年杂志》（《Zeitschrift fuer die Jugend》）、《开端》（《Der Anfang》）撰稿。在一九一三年的不少文章中他系统发挥了青年运动激烈派的观点：抗议家庭和学校对青年的压迫，抨击小市民道德，反对怀疑主义，并以一种菁英的政治使命感提出他的社会改革纲领。在一篇题为《教学与评估》（《Unterricht und Wertung》）的文章中他激烈抨击文科中学中的古典教育─古希腊与拉丁文化教育─，说现行的古典教育并不传授体现和谐与理想主义的古希腊文化，而是宣扬白里克里斯时代（3）、寡头政治、歧视妇女崇尚男性的古希腊，还有它的奴隶制，……呼吁取消这种反现代、反民主、傲慢的教育体制。难怪S•伯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当年维也纳教育改革学术委员会的创建者和主席─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激烈派的这种态度引起了中学教师、校长乃至社会中自由主义分子的广泛不满。到了一九一三、一四年之际本杰明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大转弯，在这个冬季学期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就职讲演中他转而反对学生从事社会活动，理由是青年个人的精神生活与他关心劳动者后代的活动并没有必然联系，谴责靠社会活动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是一种相对主义。一九一四年两个最亲近朋友的自杀对本杰明标志着青年运动的结束。一九一五年之后，他甚至完全厌倦了关于战争和时事政治的讨论。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年轻人总激烈和极端的，但是激烈与极端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却各不相同。本杰明青年革命家的形象作为时代的缩影生动地显示了二十世纪初席卷整个世界的社会思潮的一般特征，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广泛影响，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它把年轻人反叛的心理与激进的改革诉求纳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现实社会的危机与弊端提供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激烈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年轻人反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中引起强烈共鸣，它的乌托邦社会理想以及彻底革命纲领正好迎合年轻人的激烈与极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那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的政治使命感与青年知识分子的贵族菁英意识一拍即合。相信这种分析对于今天也仍然适合。例如，当年大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许多人是报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腔热情，怀着一种夹杂着牺牲自我与拯救世界的悲壮情怀而去的，他们以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嘉许作为对在现实社会中损失的补偿。而今天西方社会中左派知识分子对诸如萨特、阿尔都塞这样一些准马克思主义思想贵族的认同，也是潜在地作为对于民主社会平等原则不能赋予知识分子特殊的菁英地位的失落感的一种心理补偿。

三、非常德国人的本杰明
   本杰明是一个犹太人─仅就其出身而言─，在自由主义的家庭气氛中成长，并无所谓对于犹太文化与宗教的认同，一直到“青年运动”时期，他才从与志同道合的犹太朋友的接触中第一次认真了解与思考犹太精神。后来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犹太文化认同，即以犹太精神为精神生活的灵魂。
   本杰明其实是非常德国人的，─就其精神上与德国的内在联而言。一九七七年P. von. 哈塞尔贝格（Peter von Haselberg）在本杰明研究中就提出了“作为德国人的本杰明”的问题（4）。文中援引本杰明通信，“对於我来说，彼此区别的民族性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德国人的，法国人的。关于这一点以及自己与前者不可分割的联系，绝不会从我的自我意识中消失”。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致友人的信中，本杰明写道，“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忘记德国。”这里他用的是名词化的形容词“das Deutsche”，即“德国的”，指德国文化、德国精神、德国气质等等。一周之后致同一人的信中他又谈起自己的德国情怀、德国“根”，“对德国民族、它的语言以及它的思想的热爱，在于我是合而为一的；即使是逃亡也不能改变这种爱。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不能失去对它的爱。当然我也不愿成为它的牺牲品。”他一生都深深地执著於成为他创造性的生命源泉的德国精神。
   早年移居巴勒斯坦的好友舒勒姆，在二十年代本杰明事业与生活都不景气之时就曾劝他移居巴勒斯坦，而他一直迟疑着。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事业与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他再次面临抉择：留在德国还是移居巴勒斯坦。六月份他在给舒勒姆的信中写道，“那里对于我─就我的知识与能力而言─有比在欧洲更大的空间吗？……不必说，在去留问题上我必须考虑不必放弃我已经拥有的而能够继续发展。”舒勒姆坦诚相告，“只有从感情上完全认同这个国家、犹太文化和这里的一切，人们才能面对所有的问题、困扰，战胜内心的压抑；而且对那些新来乍到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在社会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常常并不容易，……”。除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现实考虑外，本杰明也不具备对犹太文化的内心认同，他那种德国式的犹太情怀绝不会帮助他克服真实的犹太生活将带给他的困扰与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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