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也是一报还一报—中国人优待谭先生，谭先生修理中国人

在中国绝少见到外国人的年代，那些来中国的外国人无实际上无需和普通的中国人打交道，自然无所谓交流障碍，也不会因此而发生不适的感觉。时代在变化。今天，在中国到处都能见到外国人—餐厅里、商店中、大街上，甚至在公司和企业里他们还要每天和中国人为同事。和普通中国人的接触是无法避免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感觉到文化间的差异与隔膜，感觉到不舒适。于是，仍在被优待的他们，自觉是天经地义地来指教中国人，要如何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们。虽然近代人权和平等的观念是来自西方—这些老外们的国度—，可当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时，他们居然能够如此颐指气使，而毫无不安。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在他们的眼里和心中，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他们是不平等的。时代还在变化中。那一天，外国人在中国，如同今天中国人在外国，不再特殊、不再被另眼相待。那时他们才能够，并且会迅速地学会尊重、理解和接受与他们不同的中国文化，学会入乡随俗，学会接受中国人。不是出于善良的意愿，是形势使然。这是与我们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它崇拜强力因而富有进攻性，它直白而少教化，它物化而现实。

题目称“优待”，通篇说的却是“交友”，批评中国人的“客气”和好“面子”。交友与优待涉及两种彼此不同的人际关系和行为。“交友”基于交流双方的彼此对等。不平等的双方可能结成任何关系—经济的、政治的、伙伴的—，就是不能成为朋友，结成友谊。同文同种的人们如此，不同族类的人们之间亦不能外。优待则不同，它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对于外国人受优待，照谭先生的解释，是因为中国人好面子。“优待”，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关系。优待是有条件的，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消长。很多像谭先生这样到中国的外教、外国专家、外企雇员……是因为这里待遇好，才应聘而来。因此到这里心安理得地享受“优待”，也无可厚非。不过是受了些物质“优待”，谭先生便不平起来，便自以为有资格指手画脚，以为理当得到中国人的真心喜爱。人贵有自知之明，而谭先生就是少了一点自知之明。如果谭先生不曾受到过优待，他还会产生这种心态吗？如果是在任何一个他不会显得和感到特殊的其他的西方国家，谭先生还会如此自作多情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谭先生在中国就该收起这种索求无度的姿态。

谭先生最为诟病中国人的“客气”和“要面子”。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可以优待他、礼遇他，却不见得愿意和他交朋友。中国人优待他甚至优待他来探亲旅游的爹妈，在他看来，就是因为要面子，要人家说好话。不错，政府优待外国人，很有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的考虑。但是谭先生讲的是和中国人交朋友，那是民间的、个人的事情，与官方的做秀无关。“客”者，非亲非故，第三者陌生人。客气是待客之道，一般而言，也是待人之道。要尊重对方、礼遇对方，不使对方感到不适和为难。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收敛自己，周全对方。惟其非亲非故，更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惟其令人不悦，更要彬彬有礼。谭先生不也告诉中国人吗，外国人的热情并不就是友情的表示，不过是性格使然。客人不必是朋友，必须礼遇，却不必喜欢。也是很显然的道理。如果谭先生感觉被客客气气地距千里之外，而没有被“真诚”地接纳，那么他要反问自己，而不是责备对方，不论这位谭先生“外”也罢，“中”也罢。凡事反躬自问，就不会庸人自扰。

“面子”的确是中国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礼”，它自有它的“道理”。“面子”，顾名思义，就是要分里外，礼遇外人，克制自己。涉及人际关系，面子就是对双方而言：不仅自己要面子，也要给对方留面子。中国有句俗话，“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忌讳直接数落别人的不是。在西方，我这个中国人积累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在争执中，中国人的退避三舍，对方往往误解为理屈词穷，因而得寸进尺。他们行为方式的是基础“理”，得理不饶人是天经地义。冲突必以伤害一方而解决。因为在“理”外再没有“礼”约束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未来双方关系的发展，依赖于重新一轮的理、力和利的较量。在这里，邻里之间常常仅仅因为哪一家的红杏违规越出墙外，打到法庭，诉讼经年。中国人交往，面对冲突，愿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给对方留面子，也为将来留余地；忌讳“撕破脸”，是因为伤害了人情则难以补救，“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是因为我们了解人的局限性，并且知道不可能在一切冲突中都是是非分明的。退一步，不单是为对方留面子，也为自己留余地，—因为自己也可能失误：虽然今日冲突，也不希望终生反目—。谭先生一方面并无不安地津津乐道他自己、乃至他父母因为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而享受到的特殊优待，另一方面几乎是幸灾乐祸地嘲笑中国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他并不在意伤中国人的面子、中国人的情感。凭着这种姿态、这种心态，还指望中国人诚心和你交朋友？！

谭先生最感头疼的是，在客气的背后，“很多中国人在交朋友时，都希望对方给自己回报”。中国人一客气，外国人就起疑，疑对方有求于己，怕回报对方的负担。这却又是一怪论！人际关系都是相互对等的，惟有施与报的往复，友谊的关系才能维系。在西方，人们常说的友谊需要维护，即是同样地道理。希冀回报，是人之常情。便是日常的问候，人们也无不期待答谢。“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不独中国如此。中国文化传统尤其重视报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了他人好处不思回报，是“忘恩负义”。“忘恩”之严重，在于“负义”。期望回报和报答所受，均在“礼”“义”之中。谭先生对“希望回报”的人之常情如此过敏，是因为“人情”对西方物质文明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对于所受的优待、中国人的礼遇、好客等等，他们有的是物质和利益上的感知，并不体会优待者、礼遇者、主人、馈赠者……的心意和人情。因为不觉得是受惠，所以也不会有报答的念头。因此自然反感求报的愿望，不愿受累于报答的负担。即使退一步说，谭先生们也无需抱怨，实际存在的中外人士之间的利益交往，基本上是公平互惠的，中国人一方得到的不会比付出的多，因为外国人一方付出的绝不会比获得的多。

在中国待久了，看到中国人对待他的前后反差，谭先生感到受了极大的愚弄。什么样的反差呢？少了些不适当的优遇，被“淡淡如水”待如常人，谭先生便立刻大觉不如意了？从这种通常的变化与差别，谭先生就能推论到中国人待人之不诚？！可叹，他觉察不到这种“自我中心”的顾影自怜、自说自话的夸张与滑稽。所以文章结尾，他居然能够理直气壮地教导那些“想和外国人交朋友的中国人”：丢开面子和客气，抛开图回报念头，真实地表现自己，坦诚地对待他们。这又是一绝！中国人讲待人处世，是讲自己如何自处、如何待人。哪个胆敢狂妄地指教对方该当如何削足适履来迎合自己，只有成为笑柄。

我在德国，只知道这里的政府、社会和民间严正地要求自愿羁留于此的外国人，放弃他们所不乐见的异类的习俗传统，接受他们的文化和价值，整合到他们的社会之中。无奈之下只能退一步想，在这里毕竟他们是地主。我却不曾想到，这些人跑到客居的国度，还会去攻击他们视为异类的地主的文化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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