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布洛赫与他的乌托邦哲学

   在西方，关於乌托邦的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相比之下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有何新鲜之处，在社会上引起如此注意？让我们来到他著作以及他个人的诠释中寻找说明。
   在一九七一年的一次谈话（7）中布洛赫解释了《希望原理》一书的基本思想。他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乌托邦已经不再是旧意义上的乌托邦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具体乌托邦”的概念（das Novum einer konkreten Utopie），而他的《希望原理》阐发的就是这种“具体的”乌托邦。在谈到卢卡奇对他的乌托邦哲学的批评时，布洛赫认为卢卡奇仍然纠缠于陈旧的“乌托邦”概念，把乌托邦误解为白日梦。为什么他的乌托邦就不是白日梦了呢，“具体的”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的乌托邦。布洛赫提出，社会主义乌托邦指向人类幸福的未来，所以并不是盲无目的的空想（8）。这种乌托邦致力于解救苦难的，经济上依附于人的被压迫者；它提出具体的步骤、通过改造世界来创造到达理想社会的更大可能性（9）。这显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学说，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和稍微改变了一下说法而已。
   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中布洛赫还“辨证”地解释了权力的概念，把暴力概念解释为历史的范畴，说恶是善的必要的补充。根据他的革命辩证法，“统治和权力本身是罪恶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还无法以其它方式消灭它们，就必须以同样的手段─手里握着来福枪，以强权为最高命令─对付它们。（“Das Herrschen und die Macht an sich sind boese, aber es ist noetig, ihr ebenfalls machtgemaess gegenzutreten, als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mit dem Revolver in den Haenden, wo und so lange sie nicht anders vernichtet werden kann”，p.165）（10）。这话听起来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翻版。
   布洛赫不光是世纪初这样想，而且到了七十年代也无任何改变。在一九七一年的这篇谈话中，对话者提出，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中布洛赫主张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与无产者必然结盟的思想，说没有无产阶级哲学理念是空洞的，而没有哲学理念无产阶级则不可能获得解放。他请问布洛赫，如何解释当代社会哲学长期与无产阶级脱节的现象？布洛赫回答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宣传鼓动，左派刊物必须唤醒劳动者，使他们自觉地以科学社会主义指导革命实践。在六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左派学生抱怨知识分子对于乌托邦缺乏热情，布洛赫告诉他们：单有鼓动者没有军队，知识分子当然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11）。
   不必再作引述了，这一切明白地告诉我们：布洛赫始终保持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在他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放逐到西方、可以再度自由地从事哲学研究的情况下，他仍然一直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士，在哲学理论上他从来不曾“开明”过。直到一九七二年布洛赫还明确地强调：他绝不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然而在西方他却享受着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盛誉。
   经历过那种制度的恐怖与荒诞，今天当我置身于由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解体而开始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而重读这些言论时，我只感到由衷的庆幸，庆幸恶梦终于过去：那个疯狂的时代终于开始成为过去，那些偏执而蛊惑人心的革命宣传终于开始贬值，那些以革命的名义炒作理论的名人开始悄然退去。

   现在让我们暂时撇开布洛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看他的哲学。首先我想援引一位布洛赫哲学追随者。在《明镜周刊》1992/4的采访中，当年布洛赫在莱比锡的得意门生、五七年因布洛赫而受到牵连的Juergen Teller描述了他上布洛赫第一堂课的印象，“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尽管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但这就是哲学！” Juergen Teller一语泄漏天机。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你绝不可能确定布洛赫要说什么，他的哲学是玄虚而不可理解的，而造就他的魅力、他在哲学上的盛誉的也在于此。
   根据布洛赫，他的乌托邦哲学简而言之就是关於希望和可能性的哲学。让我们从这两个概念来窥视一下他的哲学。
   布洛赫告诉我们，“现实性存在于希望之中（“...die Wirklichkeit selber steht doch in Hoffnung”）（12）。人们可以说希望附丽于现实，却不能反过来说现实在于希望，因为希望者即尚未出现、尚未存在者，它不能先於现实，这是常识的理解。然而按照布洛赫，现实并不是指称某种状态，而是整个“过程”，是“形成中”的实在性，“过程”的实在性。于是希望可以永恒地指向无穷的未来，可以永远不必实现，而仍然是现实的。但布洛赫也不排斥常识意义上的希望概念，说希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乐观主义。于是有人反驳，希望实际上常常引起失望。布洛赫回答说，希望和信心不是一回事，要是能保证不会让人失望，它就不是希望了（13）。人们说，布洛赫的论证失去了逻辑的一致性，但布洛赫告诉读者这是辩证的希望概念。这种辩证法的“希望”是永恒的“尚未到来”与“将要到来”。它许诺永远属于未来的美好，即使希望一直没有实现，它也没有欺骗你，因为未来不会终止，可能性总是存在，只要你继续希望，希望就总是现实的─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这并不是无害的废话，布洛赫赋予枯燥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魔力就在于此。不是直到今天还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未成定局，不把社会主义实验继续进行下去，谁有权断言它的失败呢？一九六四年在与阿多诺的讨论中布洛赫甚至把幻觉也引入了希望、引入了乌托邦的范畴，主张对于丧失了乌托邦的良知与预感的现代社会来说，幻觉已经变成必要，变成性命悠关的了（14）。
   布洛赫拒绝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确定的实在性概念，而主张一种辩证法的“形成”的，“过程”的实在性概念。而这种“过程”如同“希望”一样是捉摸不定的。因为根据布洛赫，过程是某种“既未实现（noch nicht gewonnen），也未消亡的（auch noch nicht vereitelt）”的状态（15）。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谈话中，布洛赫把注重实事指为实证论的思想方法，并且批评实证论“就其反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和思想的运动而言，是保守的”（16）。而他所鼓吹的辩证思维，人们看到，就是随意改变而无所判断。
   在一九七四年题为“唯物主义乌托邦的功能”的演讲中，布洛赫提出以“世界材料”（Weltstoff）的概念替代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他偏爱“世界材料”一词，是因为这个概念“更不确定”；而在他看来，“含混是最高的严格性的表达”（17）。辩证法哲学家布洛赫喜爱“含混”讨厌“明确”，把乌托邦定义为“一种关於可能性的学说”（18），而可能性，照布洛赫讲，是指主观上“尚未意识到”（Noch-Nicht-Bewusstes）的，客观上“尚未形成”（Noch-Nicht─Gewordenes）的（19）。不确定是布洛赫辨证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它无须对任何问题做出确定的解说、同时可以对任何问题做任意的肯定或否定。
   布洛赫说他的这种“可能性”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确实有“可能性”或者准确地说“潜能”的概念，但这并不是他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针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所的理念作为本质是脱离并先于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实体，才有独立的存在；存在于个体事物中的质料（物质）与形式（性质）相结合构成该事物的本质，使之与其它事物相区别；质料和形式作为事物的元质，是常驻不灭的。以橡树为例，橡籽之所以能够长成橡树，是因为在橡籽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橡树的性质，它决定橡籽有可能发展成为橡树。亚里士多德比喻橡籽是“潜在”的橡树，橡树则是橡籽“本质”的实现，橡籽和橡树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形态而已。与布洛赫不同，亚里士多德是在确定了性质作为事物元质的实在性的前提下肯定事物发展的可能性的，并且这种可能性是指向确定的规定性而发展的，即是一种被规定的、现实的可能性。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76期，1992年8月）

   注释：

   1.见“‘红军到底什么时候开进？’恩斯特·布洛赫究竟是如何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布洛赫一封迄今尚未公开的信”，德国《世界日报》，1991年4月16日（“‘Wann marschiert endlich die Rote Armee ein?’Wie antistalinistisch war Ernst Bloch wirklich? – Ein bisher unbekannter Brief im Streit um seinen Lehrstuhl”，inDIEWELT,16.4.1991）。
   2.见1937、38年布拉格《新世界舞台报》。
   3.见“罗莎卢森堡，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道德─一九七四年与Rainer Taube和Harald Wieser的谈话”（“Rosa Luxenburg, Lenin und die Lehrenoder Marxismus als Moral- Ein Gespraech mit Reiner Traub und Harald Wieser,1974”，p.208─220），收在《与恩斯特·布洛赫的谈话》（《Gespraech mit Ernst Bloch》1975，Frankfurt）一书中。
   4.见《乌托邦的革命》，Helmut Reinicke编辑（《Revolution der Utopie Texte von und ueber Ernst Bloch》,hg.von Helmut Reinicke, Frankfurt & N.Y.,1979）。
   5.见“为布洛赫呼吁”，载于德国流亡者杂志《建设》Nr.48（1948），并见于《西海岸》No.11─24（1942）（“Fuer Bloch”，von Theodor W. Adorno,in《Aufbau》,Nr.48（1948），ershienen in der Beilage《West─Coast》,No.11─24（1942））。
   6.见“关于被剥夺公职与学生运动的苏格拉底式断想”，收入《乌托邦的革命》一书（“Gespraech: Sokratisches zu Berufsverbot und Studentenbewegung”von Ernst Bloch / Helmut Reinicke,S.71─90,in《Revolution der Utopie Texte von und ueber Ernst Bloch》）。
   6.见“一个小人物的乌托邦和别的白日梦─与Gerd Ueding的谈话”，1971年（“Utopien des kleines Mannes und andere Tagestaeume Ein Gespraech mit Gerd Ueding”，1971），收入《布洛赫的谈话》一书，Rainer Traub与Harald Wieser编辑（《Gespraech mit Bloch》，hg.von Tainer Traub und Harald Wieser,1975,Frankfurt），p.41─57。
   7.见“关于向往乌托邦中的矛盾”的谈话，1964年（“Etwas fehlt...Ueber die Widerspraeche der utopischen Sehnsucht”，1964，p.62），出处同上，p.5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