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有关西藏的书籍不少，但关于西藏社会、政治、历史的严肃研究并不多，尤其少见这方面的中文书籍。台湾林照真女士的《喇嘛杀人》和大陆降边嘉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的出版因此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它们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论说方式直接切入西藏问题的两个重大主题：“平叛”和“班禅喇嘛”，为基本上对西藏无所知的广大中文读者－主要是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西藏和西藏问题的窗子，希望在港台出版的这两本书（降边嘉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九八九年在大陆出版后即被禁）能够尽快和大陆的中文读者见面。
   通过《喇嘛杀人》一书，人们，中文读者，第一次接触到导致达赖喇嘛出走、藏人流亡而肇始今日西藏问题、在共产党那里被称为“平叛”的这一事件的文字历史。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渐渐走入历史，可是至今还鲜有文字的历史记载那个时代的血腥和人们所经历的不幸。林照真女士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作为一个来自大陆中文读者，我深深地感谢林照真女士的工作。她的工作，使我们普通中国人得以在共产党的宣传之外通过当事人的经历与口述接触到“平叛”的真相，看到共产党在这场盗用他们的名义进行的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感受到和他们一样平常的藏人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
   从一九五零年藏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战－昌都战役－，从由安多和康区（青海、四川和云南等地的藏区）发展起来而蔓延整个西藏的民间武装抗争，经过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流血的拉萨事件，到此后在西藏境内外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末的藏人对中共的武装游击斗争；从藏人武装抵抗的酝酿到游击队的组建；从游击队总司令对当年密辛的披露到普通游击队员的回忆；从当年共产党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武力镇压到藏人四十年流亡的苦难；藏人武装抗争的起因、藏独理念的来龙去脉、美国的介入以及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幸存者个人的悲剧历史和游击队的内争；……。通过大量藏人当事者的口述，该书呈现给读者一幅相当丰富的历史画面，收集和实录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有这样或那样涉及这段历史的文字，但读来彼此雷同，并且由于许多难以查考的陈述和根据不足的论断而不能在读者那里发生它们预期的影响。《喇嘛杀人》一书的特别珍贵之处，在于它还历史叙述以历史真实的感觉。作者表现了作为记者的高度的职业素养，忠实地再现自己的所见所闻，不露刻意修剪史料的斧凿的痕迹，没有牵强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提升”，没有从某种予设立场出发的评论导引读者。历史的力量在于历史的真实，只有平实而不加修饰的历史记述才最能穿透偏见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平实予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不完美的真实促使读者提问、分析和评价历史，从历史中学习。相信该书会在中文世界产生强烈而积极的反响。
   如果能收集起文字资料、统计数字，例如当时中共中央、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及其各级下属机构的公开文件、那些“民主改革”和“平叛”的宣传材料和在西藏发行的中文报纸的报导，则可以从另一方面解读出那个时代的真相，见证历史。降边嘉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书在许多地方恰恰有这种效应。

   在阅读中产生了一个问题，逼得喇嘛杀人，导致藏人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为护族、护教，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答案。的确。“改造”和消灭“麻醉人民鸦片”的宗教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与“披着宗教外衣的敌人”斗争，从共产党一进藏就开始了。它从一开始就严重侵犯，既而完全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共产党是更愿意把藏人的反抗解释为落后的宗教信仰和进步的革命文化之间的冲突，或者乐观这种反抗被误解为信教的藏文化与不信教的汉文化的冲突的。我不情愿接受“护教”的解释，还有另外的原因：我无法接受有一种价值可以凌驾于个人－个人的生命、自由、幸福－之上；我相信，不以人自身为目的运动一定会反过来扼杀人自身的。是护族、反入侵吗？的确也是。中国政府的武装进藏五零年便开始了，但藏人抗争中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是于五七、五八年才酝酿和成军的，而藏人民间自发的武装反抗则早在五四年就广泛蔓延于藏东地区了。如果有一个制度是公正的，能确保他们的基本人权，人们能够生活得更幸福，这个制度不必是本民族固有的，执政者也不必非是本族本土之人。例如对于香港的中国人，继续生活在法制的港英政府之下在比回归祖国更值得愿望。护族还不足以说明藏人普遍的反抗。……这一反抗必定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因为是藏人游击战士的口述历史，《喇嘛杀人》一书没有更多地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藏人的武装反抗，自五四年发韧于藏东地区，五七、五八年之际发展到内藏，时间上和地域上与此相平行的，是共产党五四年前后就从藏东开始，在五九年“平叛”之后，更变本加厉地强行于全藏的“民主改革”。作为一个经历了共产党许多“改造”运动的中国人，我直觉到，这就是我寻找的原因！《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书给予我肯定的答案，尤其是其中附录的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证实了我的想法。在论述“平叛”的第七章，我们读到，“早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就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改革尚未开始，就相继发生了叛乱。起初是局部的，以一个县，一个区，甚至一个部落为单位，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武装叛乱此起彼伏，几乎波及广大藏族地区。……叛乱武装不断被剿灭，被平息。不少叛乱分子支持不住，纷纷西渡金沙江，……这些人中，有土司、头人，有农奴主、牧主，有上层喇嘛活佛，但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喇嘛和农牧民群众。”
   不是护教的激情，也不是反入侵的民族主义，而是共产党的“民主改革”，威胁和剥夺了藏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酿成了社会的动乱不安，逼得老百姓逃亡、反抗，流血与不幸。共产党的“民主改革”，是这一西藏历史浩劫之源。这种“改革”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一国的发明，不是它一时一地之策，也并非只针对一族一群。西藏历史上这不幸的一页，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注定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第五章“成立西藏自治区”中节录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争取攻势，责备此次〔一九五二年西藏“人民会议”的〕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
   共产党对西藏“民主改革”－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反奴役，对寺院是“三反三算”）、两减（减租减息）、合作化，实际上五四年前后就开始了，首先波及的是西康和青海那些共产党不认为是藏区，无须顾忌六年之内不改革承诺的地区。而那一年，中国广大城乡刚刚完成了类似的社会主义革命：肃反、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五九年西藏“平叛”之后，大陆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五百万人。那是共产党冒进、浮夸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如《七万言书》中提到，西藏地区传统的农牧交换被迫中断，代之以由政府供应牧区口粮，而口粮不足，牧民只得宰吃牲畜。农区群众留粮标准低，缺粮的人民又难从别处弄到粮食，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政府高征购，农民缺粮的情况到我作为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六八年到七二年）依然如旧。村里的农民到那时一直是糠菜半年粮，每到春季就缺粮，一直要熬到夏收。对于《七万言书》中关于“平叛”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陈述，任何一个至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会感同身受，……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年仅二十四岁的班禅喇嘛上书共产党，为民请命。为了《七万言书》，两年后他在“四清”运动中被揪斗，打成叛国分子；四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关押，系狱十载。感谢开放杂志社使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在二十七年后得以见天日。如果能看到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汉人会象敬重为上书毛泽东批评“总路线”而罗难致死的彭德怀将军一样，深深地敬重班禅大师，景仰他的道德勇气，景仰他那未被共产党的暴政与腐败泯灭的对人的深爱。
   “……我们应当先将沉积在那些往事上的历史灰尘掸去，将这些事件聚拢来，铸成一百口铜钟，一千口铜钟。……我们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桩桩历史事件刻在一口口警钟上”，把这些事件“如实地记载下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这是纪录中国三年大饥荒和反右斗争的《人祸》与《阳谋》的作者丁抒先生的序。愿我们汉人和藏人能共同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把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和“平叛”中真实发生的一切聚拢起来，记载下来，写给今人，留给后世，与《人祸》与《阳谋》这样的书并立在一起，见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血腥与罪恶，见证它带给人民的无尽的苦难。让藏人能够了解，在当他们在共产党的“平叛”中流血，在“平叛”后被清算之际，他们的汉人兄弟，已经被剥夺，已经被清算。让汉人看到，这个剥夺和压迫了他们的政府，一样残酷地剥夺和压迫了藏人－那些普通的农民、牧民和僧侣；这个曾经把整个中国不间断地置于“三反”、“五反”、“镇反”、“一打三反”……无穷的政治迫害和冤狱之中的政府，也曾经把西藏置于“平叛”的飞机坦克机枪大炮之下。摘掉民族问题的眼镜，我们不难看到西藏问题的真相，以人之为人的良知感受和理解到藏人之为人所遭受到的不公和苦难。只要这个强加于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改变，人民就没有自由生活的保障－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藏汉之间的和睦相处就会不断地被残酷地摧毁。为了共同争取藏汉两族人民自由生活的权利，为了汉藏的和睦相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当起我们作为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把班禅大师已经开始的工作接过来，并且继续下去。
   
   还学文 一九九九年五月 于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