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马建现象的背谬－马建的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反差

马建现象的背谬－马建的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反差
最近听说马建新作《红尘》英译本出版，并获得英国2002年度托马斯•寇科旅行图书奖。
   小说记述了作者八十年代历时三年、行程上万公里，遍及大半个中国非法流浪的经历。关于这次流浪的经历与感受，以前看过他在香港出版的《人生伴侣》中的一些散文，非常喜欢。那些文章，宛如明净的水墨画，又与插图的黑白照片相映成趣。文字简约、全无故作高深的议论，字里行间流露出率性真情。那清晰的画面、冷峻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显示了作品鲜明的个性，强烈地打动读者。那是来自作者对人生、对艺术强烈的追求和真诚的感受。《人生伴侣》里面的那些散文，虽然他的一些说法我不一定赞成，可仍然会喜欢一再地阅读，重温那些简洁而清新的文字和我与那些文字发生共鸣的情感带来的愉悦。这种阅读经验使我相信《红尘》会是一部出色的作品。
   知道马建的名字，当然是因为他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不过一直无缘谋面。因为他九七年来波鸿大学教书相识，才有机会读到他的另一些作品。除了散文，马建的几个中短篇小说也很出色。独到的观察，或洗炼、或老辣的笔调，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华。他的长篇小说《九条叉路》的实验却不成功，而类似的实验在西方此前就已搁浅。幸喜十年之后马建的新作《红尘》并不是这种试验的继续。
   我所见到的马建的文字中最薄弱部分是那些论说性的文章，而他在这方面暴露的弱点是中国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一代文化青年的通病。英文评论界称这一代人为中国文革中垮掉的一代。不少这一代文化人，不避讳自己是文革的一代，却不情愿看到自己同时也是垮掉的一代。但是那遮掩不住垮掉的印迹却时时无情地出卖了他们。这就是在1995年12月在香港与马建的对谈中杨炼提到的，“咱们这一代的文化特征，广义来说，是没有文化的”。（“中国文学的超现实主义－建构中国语言的幻象空间”，香港《文艺报》1996年1月第5期，《发生关系》p. 145）文化人的文化特征是没有文化，这不是一个轻佻的文字游戏，而是一桩不愉快的事实。
   具体地说，这种“没有文化”表现在“论说”上，就是没有规矩。因为不懂规矩，又不准备守规矩，就很难与不同的意见进行正常的讨论。《发生关系》文集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建与马森先生的争论。马森先生批评《九条叉路》的后现代的手法。他追溯了“后现代”一词的缘起，与作为视觉和听觉艺术的绘画和音乐对比，说明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拼贴方式不适合在时间中进行的文学叙述和阅读。马森先生不赞成这种标榜为先锋和后现代的实验是什幺创新，认为“断裂“和”无序”并不意味着“开放”与“多元”。而且委婉地指出，“保守的读者赶不上创新的作者，在过去也不乏先例。但是并不是所有与传统的断裂都可视之为有意义的创新，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但是马建是怎样同马森先生讨论的呢？答马森，马建用了16个命题，确切说，是断言，因为它们并不说理，当然就不考虑言之有据，更遑论以理服人了。例如，文章一开头，马建就断然宣称，“《九条叉路》中两种思维方式是交叉进行的。原因是我对纯感性的文学是反感的。”马森先生讲的是《九条叉路》中两条叙述线索，马建随意就把“叙述线索”换成了“思维方式”。但文学不会因为作者的反感就可以成为理性思维。这种反感本身就不合乎理性。命题六：“根本就没有马森所说的‘传统’。．．．．．．今天对昨天都是传统。”使讨论作为一种交流方式成为可能的前提是基本共识：对于所用语言概念的共识，对于论说方式的共识，比如说言之有据，推理合乎逻辑。无视这种共识则使交流成为不可能。而这种共识，也是一种传统，既不是一天之中就能形成，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否定的。命题八：“创造文字语言和创造写作语言是两回事。一种是使用，一种是创造。”作者有权创新，却不能随意断言，断言要有根据、有道理。在这句话中，“创造”和“使用”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动词，不能因为宾语不同，就把其中的一个“创造”等同于“使用”。命题十六中马建说，“《九条叉路》正是试图从汉语的方式作了摊牌。．．．．．．它将给汉语的重新确定思维的方式引起抛砖引玉，．．．．．．”这种语句完全不顾语法，读者无法了解作者想表达什幺意思。
   这里的没规矩是因为不懂规矩。一方面是缺乏基本的知识积累和方法的训练，这是学识上的无知；一方面是不懂得要守规矩，这是心态和素养上的无知。无知仍然是可以补救的，如果能够意识到并且老实地承认这一点的话。这一代人了解西方文学上的现代流派，是从中文翻译、甚至二手的介绍，而马森们可以直接从外文原著读到这些主义，可以在国外的学习和研究中亲身接触和了解这些流派，为什幺不能和他们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中学习呢？之所以听不得马森们的批评，是因为不承认并且不懂得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反而由无知而滋生出一种狂妄。这就是王德威在那一代人的文本中感受到的逼人的“霸气”。
   马森先生用普通的文词，讲明白的道理，平平和和，不温不火。但他说话有底气，你不能不服他的道理。与此相反，那些七八十年代以来成名的大陆一代曾经年轻的作家，不顾先天的积弱，“恣意肢解文字，颠覆历史”，广泛地标新立异。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及，均要有所断言、均以为有所创建。支撑着这种虚张声势的，是自我膨胀，“无知”的膨胀。无知，或多或少可以补救；而无知的狂妄，则难以救药。这种霸气不能击伤他人，只能伤害自己。在这霸气筑起的壁垒中，囿于自己的膨胀，继续无知下去而已。
   与七八十年以来成名的大陆一代曾经年轻的作家同龄，我们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下接受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无知，并不仅仅是由于文革中的失学。在反叛了那个政治极权之后，我们还必须破除在那个社会形成的封闭而专断的思想框架和心理素质，学习习惯自由，了解和接受自由社会和自由学术的规则。并不是抓到几个西方的流行概念替换共产党的教条，就脱颖而出了。
   几乎与得知《红尘》在英国获奖的同时，看到马建“重新开辟的语言境界－高行健和哈金的区别”一文（台湾《当代》杂志2002年11月号）。从内容上看，文章是分析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语言特点，例如说哈金用英语讲中国的故事，“简化了语言的境界”，说“在语言境界中”高行健曲高和寡，哈金通俗易懂。这里为什幺不直说，他们的“语言”如何，而一定要用“语言境界”这幺一个生僻的词呢？又如，“重新发现和塑造着自己的语言境界”中“语言境界”又别是一种用法。要幺语言境界是预先存在并可以随时发现的，那幺它就不是被创造的；要幺它是由作者经营塑造的，那幺就无法一再被重新发现。如果一定要特别地使用或创造某个概念或词语，那幺就必须明确地定义它的意思和用法。如果难以清楚地言传，那幺也必须前后一致地让读者能够意会。文章中出现“语言境界”或“语境”一词的地方，有时候是谈语言风格，有时候是涉及语言造诣，有的时候则无法明了作者用意何在，例如“走进了更纯粹的语境”、“风格的独特才是走向语言境界的出路”。晦涩不是高深；把话说清楚，是对文字作者的基本要求。
   时至今日，我一直不能理解，在马建那些成功的创作和这些贫瘠的评论文字之间，怎幺会有这幺大的反差；而且，时隔多年，在文风和文字素养上，这篇文章比起来九十年代中期那本《发生关系》竟然没有什幺变化。
   马建这篇短文的触目之处还不在文字和文风上，而是他对母语－中文或汉语－甚至可以说是嚣张的敌意。文章的结尾写道，“高行健和哈金引起西方文学界的关注，说到底都是出了国以后的心境变得开放和诚实了。他们断裂了母语的粗糙，重新发现和塑造着自己的语言境界。”看来文章无意褒彼贬此，而是一道颂扬二者出了洋，成了功。
   在文章中我们读到，高行健是以西方“现代派先锋派”的试验风格起家，挑战现代汉语，“尽可能地反叛墨守”，到头来“依附那个没有什幺考究的母语，寻找中文内涵的思想根基”，将那“中文小说的陈词滥调”弃之身后，造就了“天马行空的文笔”。
   哈金不像高行健那样先锋和现代，但有他得天独厚之处：他一起手就用英文写作，“不受母语气围的支配”，“没有用中文创作的精神负担”，省掉了与“混浊的母语”的冲突和消耗，逃脱了“母语的咒符”，成功地营造出自己的英文语境。
   照这种说法，他们在西方获得成功，是西化的结果，前者得利于模仿现代西方文学的流派和风格，后者则由于走了直接用西语创作的捷径。换句话说，他们在西方的成功，得益于摆脱生为中国人的种种特质－中国情节、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然而这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生为中国人的胎痣是中文作家或中国作家跻身西方社会的敲门砖和护身符。高行健为什幺获奖，是因为他写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国人的事和情，《灵山》也罢、《一个人的圣经》也罢。哈金受到西方社会的关注，怕不是因为长篇小说《等待》的卓越的英文，而是因为它讲了一个今天西方人感兴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故事。西方对于中国的兴趣在于它的异国情调：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还有那种东方精神，．．．．．．英国媒体对马建《红尘》的评介足以说明这一点：《红尘》（以它的道地的英译本）向读者展示了那个与欧洲大陆面积相仿的遥远国度的奇异的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使人们了解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人和事以及中国的嬉皮士一代人的迷惘和困扰。英国读者看到的是，作者字里行间显示的反叛者的敏锐，认为那是只有在那个国家生活过的人才写得出来的故事。中国文学在现代西方受到关注，最主要的是因为它们的“中国”的内容，并非因为它们的中文语言艺术。对他们来说，中文语言很多时候毋宁是个障碍。接近的语言方式是文学作品被接受的便利条件，翻译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活动的道理即在于此。无须讳言，高行健先锋的现代的叙事风格和哈金的英语创作，是他们的作品得以进入在西方文坛的重要因素。
   即使是跻身“世界文坛”的障碍，母语也不是可以信手甩掉的包袱。语言，并非只是一种文字，一种表达的工具。语言凝聚着整个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语言标志着一种文化身份。只有在成人学外语时，母语才暂时地成为障碍。因为通过母语形成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妨碍对外语－不仅是另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是另一种感觉和思维方式－的接受。非要摆脱母语，摆脱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文化特质，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是疯狂和徒劳的。说哈金没有用中文写过小说，因此没有中文写作经验的束缚，是可以接受的。说他“在英文写作中不受母语气围的支配”，就是异想天开了。对哈金而言，即使用英文写作，母语对于他仍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高行健一直表示，要了断中国情结，真正写出具有普遍意义、能得到普遍承认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算是得到一种普遍承认，却恰恰因为他这个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内容的作品。了断中国情结，无异于断送在西方的文学前程，对于身在国外、但还不能用西语写作的人如此，对于掌握外语手段的高行健、哈金也不例外。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先生作曲的《叫我如和不想她》，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不衰。谈到他谱写的中国歌曲时，他很坦率地说，中国人觉得它们是外国音乐，外国人觉得它们带着中国味儿。他是自知和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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