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严肃的态度
   
   李慎之先生四月二十二日去世起，海外报刊、杂志、网路上大规模的悼念文字即起，至今经久不衰。它的声势、对死者盖棺定论的高度、其中言论一律的趋势，为数年罕见。这一边的热闹与那一边对先李慎之先生13天辞世的吴祖光先生悼念的寂寥，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李慎之先生知之不多，因此希望多少能借悼念文字了解李先生其人其事，于是决心深入到那许多令人眼花缭乱悼念文字。

   那些悼念文章，少数几篇除外，多充满溢美之词，有时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称李慎之先生“是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是“七十年代”？是有特别的意指，还是打印错误？见“中国海外异议人士追思李慎之”，chinesenewsnet.com，2003年6月30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苏绍智），用“最伟大”定义十年之内的人物及其业绩，不是不同寻常的大胆，便是异乎寻常的傲慢与盲目，对历史的傲慢与盲目。说李慎之先生对他所参与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作的深刻反思“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季刊》主编程晓农）。如果加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间限定，这个评价或许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加以限定和作比较，逻辑上又说不通。李先生的反思可能深刻，但“独一无二”的定语不嫌太过吗？
   许多文章都提到李慎之先生在“六四”之后“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样的公开表态，赞扬他高度的道德勇气，认为这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严家其）。在“六四”弹压之后始能背弃、并且是“公开”背弃这个制度，确实是积极和可贵的。作为一个幼年旁观了“反右”、青少年经历了“文革”的人，我难以理解，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反右”和“文革”的政治迫害和专制统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大灾难的李慎之先生，何以等到“六四”之后才觉醒。但是无论迟早，觉醒还是比不觉醒好。更令人难解的是，这种迟来的觉醒如何在李先生身后突变为“深刻”、“伟大”和“无与伦比”。从可以见到的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文字和活动中，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这类文字的过火，也是显而易见的。死者已不可能因此得益，于是发生了一个显然的问题，生者为什么要这样做？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场热闹滚滚的追思，之所以死者能备极哀荣，胡平先生看得比较明白，说得比较实在，那多少是和李慎之生前的身份地位有关，未必是因为他的思想文字。说得再直白一些，是和李先生生前在现实政治中的身份地位有关，他生前的思想文字和行迹在身后再一次被政治化，在今天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界的气围中被重新诠释、升华和改写了。这在那些回应曹长青和仲维光的批评而对李慎之先生的自发辩护中，能够看得很清楚。
   
   不认真的文字
   
   无论是对于那些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要建立李慎之先生伟大形象的人，还是对于那些想要或多或少真实地了解李慎之先生思想和行动的人来说，这一大波的追思文字都是不成功的，它们的致命伤是，少了一点“信”。
   或者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最显著的例子是被广泛引用的“不在刺刀下做官”说。对这样一件事关李慎之先生生前身后名的重要事件，没有见到那位作者提供什么确切证据，但是处处被引用。只见“中国海外异议人士追思李慎之”的报道中提到，“曾经是李慎之先生下属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的严家其说，李慎之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公开说，他‘不在刺刀下做官’”（见chinesenewsnet.com，2003年6月30日）。只有最近许良英先生“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的文章提及这个问题，确切说与他见面时李慎之先生告诉他，“不愿在刺刀下做官”的话，不是公开讲，是私下说的，而且他是1990年才不作科学院副院长的。对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些高声推崇李先生为道义英雄的人，没有哪个做一番调查核实的功夫，负责任地交待给公众，这话当时是怎样讲的，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讲的，李先生是怎样离职的，是自辞的、退休的、还是被解职的，这样一些对评价这个事件的必不可少的基本事实。
   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在所有那些对李慎之先生的肯定、褒扬和推崇中，最重要的、被重复最多的是，李慎之先生是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领军、宗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等等。这一论点似乎不无根据。根据李先生的“掌门大师兄”朱学勤先生，李慎之先生为某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这是李先生的自定义，自视个人的思想变化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是朱学勤先生的诠释，他认为“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50年来第一声。”（见朱学勤在《危城别慎之》）但是，算不算是个自由主义者-且不说自由主义的“领军”或“宗师”-，不能单凭个人感觉或一次政治行为，那是有可一定标准可循的：在近现代西方文献中对于何为“自由主义”有明白的阐述，历史上-西方的和中国的-也有公认的自由主义者作为前例。困难的是，鲜见李先生系统表述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字，像“风雨苍黄五十年”显然不是，而且在那些鼓吹他为自由主义宗师的追思文字中也见不到。许良英先生悼念文章引述的两人的通信提供了不少资料，统观下来，涉及的大部分是民主化的题目，并没有谈到自由主义，也许自由主义不是他的主要关怀。称李慎之先生“是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傳統的首要發言人”的丁学良先生，在“對李慎之老師的遲緩追憶”一文中很显眼地提到，（八三年）那位林同事帶著一種非常意味深長的微笑说，李慎之是當今中國頭號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他还告訴我，說“李慎之是當今中國頭號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的，是鄧力群。一直到作者尊李先生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首要發言人”之时，中间的大段行文中就没有出现过“自由主义”一词。是暗示，李慎之先生八三年就因邓力群定性而成为“自由主义者”了吗？是不是一切被共产党宣传定义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物就自动成为“自由主义者”，而“头号”者，就成为“宗师”、“领军”和“代表人物”了呢？在这些大张旗鼓地尊李慎之先生为自由主义者的追思者中，没有人肯全面地分析李慎之先生这十几年间的思想文字，给读者一个言之成理的说明，而是抓住一点，抓住他自己和别人曾经提到过“自由”或“自由主义”这样的话，就断言李慎之先生之为“自由主义者”，不考虑说出来的话能不能立得住。
   或语焉不详。
   以与李慎之先生有过直接交往的丁学良先生的悼念文章为例，它是这样结尾的：
   李老师是他那一辈人中最杰出的几位之一，在许多方面他都超出了他那一代人很难超出的局限。为此，他也付出了他那一代很多人都曾经付出过的有形无形的代价。他已经反复阐明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推展。他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不仅困惑了他那一代人，而且也困惑着后辈。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李慎之老师那一代人没有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实际上，在他们之前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都已经被反复地争论过、尝试过了。使得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头脑都苦苦思索，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心血，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鲜血，还有很多人为它們付出了生命的那些难题，在中国本土没有被理清，遑论得到解决！这是那几代人的悲哀，是李老师本人的悲哀，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很清楚地，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这里几乎没有一句话落在实处，确切地表明，作者想要说什么。例如：他那一辈人指谁，是党内开明人士如李慎之，还是已经被历次运动整肃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储安平一辈？李慎之先生在哪些方面超出了哪些局限？为此，他们或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李慎之先生阐明了哪些问题？还面临哪些问题？对哪些问题没有解答清楚？……对于评价李慎之先生，特别是对于讨论他的思想遗产，这些都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不知道丁学良先生是说不清楚还是不说清楚。也许作者有难言之隐，但可以沉默，要说，就要说清楚。这是文字作者对读者和舆论的责任。
   哀悼死者，追思前人，是件严肃的事情，以如此轻率的文字、尤其是如此轻率的态度，是不是有一点不恭呢？对死者，对后人。在值得尊重的死者身后，不能认真评说先人的思想和行迹，先要检讨追思的态度，是不是令人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