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文集：文学批评两面观--路德维希• 伯纳文学批评奖受奖谢词

文学批评两面观--路德维希• 伯纳文学批评奖受奖谢词
(Die doppelte Optik der Kritik - Dankrede zur Verleihung des Ludwig-B鰎ne- Preises f黵 Essay, Kritik und Reportage, von Marcel Reich-Ranicki,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11.1995)
   －还学文译－
   当今文学批评依然到处受到攻击和谩骂。人们不断处地听到抱怨文学批评如此贫乏，如此可悲，如此蹩脚，如此糟糕，更有甚者说它是如此无耻。或许如此，不过它的现状也不比以往更糟。
   不管文学批评的现状多糟糕，好在人们没有去掩饰和美化它。相反，人类自有思想以来，就乐于喋喋不休并且耸人听闻地报告可憎的事物。有时是被批评的人指责文学批评，但大多是批评家自己抨击文学批评。要是说批评家有虐待狂的话，那么显然他们也有被虐待狂的倾向。总之，批评家们有抽自家釜底之薪的嗜好，不过说到底，这对他们那一行还是利大于弊。
   我的前任 [前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主编]，弗里德里希•西堡 (Friedrich Sieburg) 1960年在这份报纸上谈到文学批评的作用时说，人们不必对文学批评再报什么幻想，它已经完全沦为广告。据说在那“美好的”，“黄金的”魏玛共和国时代，情况要好得多！果真如此吗？库特•图霍尔斯基 (Kurt Tucholsky, 1890-1935) 一九三一年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写到，“德国的书评不可遏制地沉落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那么，十九世纪文学批评的水准还勉强过得去吗？方塔纳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 有一句话，“没有比文学批评更不景气的了。”要是我们再向前回溯，就会特别欣喜于路德维希•伯纳的格言：谁要是在德国一无所能的话，他可以写作，要是写作也不行，他还可以评论。
   看来文学批评是患了不治之症，而且这种困境成了它的常态。是否这是文学批评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先天不足？那么它起于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雅典时期，人们在市场上激烈地辩论新上演的戏剧，也留下许多诗评，亚里士多德是评论者之一，甚至还有法官对诗歌严厉的艺术审判。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批评，雅典时代还没有，而且一直到中世纪也都还没有出现。文学批评，－不管我们作何感想－，既不是文学的产物，而且也从来不是文学的伴随现象。
   文学分析中的致命分裂
   德国文学批评之父，文学批评的创始者应当称莱辛 (Lessing)。他作为批评家的生涯始于1750年为柏林日报 (Berliner Tageszeitung) 撰稿。莱辛，这位伟大的诗人、作家、无与伦比的哲学家、神学家和艺术史家一开始却是一个报刊撰稿人，这种记者出身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明显可见。但这并未损害他的作品，相反倒使它们独具特色而加速了它们的传播，这些文章的独创性及其影响力都得利于它们的新闻体裁。莱辛以记者的激情从事研究，同时又以学者的严谨为报刊撰写文章。这样一种报人的实践把他造成一个论战者，他的剧作也明显带有这种论辩性。这使得他不能只为个别人，只为内行和同行写作。他的评论是面向读者，面向公众的。而这就决定了莱辛文章的语言，他大量采口语，偏爱那些效果显著的表达方式和措辞尖锐的句子，他也不忌讳夸张与极端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话说得清楚、明白。象一切优秀的批评家一样，莱辛首先要文章明白易懂。谁要是不愿意使用夸张以突显立意，他或许可能成为一位不错的、乃至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但却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批评家。
   莱辛以报人开始他文学批评家的生涯对于德国文学批评史的意义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和忘却。没有古腾贝格 [德国活字印刷术发明家] 就没有报纸，而没有报纸就不会产生文学批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文学批评是报刊文章与学术研究的交汇，在文学批评中两者相映成辉，或可学术性多一些，或新闻性强一些，但二者不可或缺。没有新闻性，评论中的学术性将成为多余，而没有学术性将损及评论自身。学术性之为文学批评的基础，而新闻性赋予文学批评以魅力。那么关于评论的文学性呢？换句话说，文学批评需要这种品格吗？或者，文学批评本身也必须是文学吗？不，不必一定如此，起码是因人而异。象席勒、海涅和托马斯曼，不管他们的写作意向如何，他们的评论显然都具有极高的文学性，我们看到，作为批评家的莱辛并不在意他关于文学戏剧所写的东西是否同时也能被承认是文学作品，并且也无意于此。因为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批评对于文学的作用和功能。然而，莱辛必须终生为争取和捍卫批评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机制而得当社会的承认而奋斗。在这一方面，他到今天仍然是批评家的典范，因为几百年来德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不幸一直是一部争取承认的历史。
   一直到十九世纪夭折了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莱辛对于文学批评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承认，更遑论成为现实，而且也无人问津这份文学遗产。启蒙的理想日益陷入声名狼藉，理性成了人们嘲弄的对象。一个奴才的，或者说敬畏权威的国家觉得文学批评是一种有害的、讨厌的东西，它想方设法阻碍文学批评的发展并极力诋毁批评家。
   在对于文学批评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对文学的观念分裂了。于是本世纪上半叶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亦即沙文主义的旗帜下德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人称GERMANISTIK，到今天人们还是这个词；不过它不是研究德国文学，而是研究日尔曼。日尔曼学的代表人物们一直以揭发和诽谤一切他们认为是非日尔曼的东西为己任，在帝国成立之后尤甚。在文学上他们不无激情地与从海涅、自然主义直至表现主义的一切当代文学家为敌，在政治上对抗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生活中自然是反对犹太人。
   这些行会的日尔曼学者们倾其全部热情与心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把当代文学干脆丢给报纸撰稿人。这种致命分裂的后遗症，直到今天仍然余韵犹存。一些日尔曼学者为另一些日尔曼学者写作，而这些东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却是索然无味又晦涩难懂，而报刊撰稿人却尽力照顾到文学消费者，毋需讳言，他们的评论大都还无学术水准可言。
   近代迅速发展的新闻业使一种新的职业成为必要，即职业批评家，那些以为报刊撰稿评论书籍或戏剧为生的文学家。路德维希•伯纳是德国职业批评家第一人。他既不写小说，也不编戏剧；既不写哲学文章，也不写科学论文；既不是抒情诗人，也不是叙事文学家。他只写杂文和评论，只作为副刊撰稿人和观察家而写作。
   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伯纳没有机会在大学任教、在政府机构乃至报刊杂志编辑部任职。既是臣服于命运，也是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听命于内心的冲动与热情的驱使，他成一个自由作家，主要为报刊撰稿。他以分析研究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为己任。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生活中他代表了那样一种批评家的类型，要是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明性，尽管你可以对此有非议。
   伯纳死于一八三七年。其后几十年报刊撰稿人的文学批评的水准并没有显著提高，以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弱公众意识中对它强烈敌视的倾向。直到一八七一年之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位业余作者和外行人出其不意地一举成为德国文学批评的主将，情况才有了改变。这人就是方塔纳。稍后一些时候，又有三位批评家登上德国文学批评舞台：奥图•伯拉姆 (Otto Brahm, 1856-1912)，莫里茨•海曼 (Moriz Heimann) 和阿尔弗莱得•凯尔 (Alfred Kerr, 1867-1948)。学术生涯的门对他们仍然紧闭，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为报纸撰稿，同时各操不同的职业为生：伯拉姆从事戏剧，海曼办出版社，凯尔在报纸做事。
   精神生活中的一个神秘人物
   凯尔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和风格的大师，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达到了感觉与表现的完美的统一。他超越了所有前辈极大地提升和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语言。继承浪漫派传统，凯尔要求文学批评的平等地位，主张文学批评是与抒情诗、戏剧和叙事文学并立的独立的文学体裁，和其它文学类型一样重要，一样必不可少。称凯尔为他那个时代最独特、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不无道理。他的影响和知名度非同凡响，以致给批评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作家，既是风格的大师，又是民间文学家；他的文学评论既是智力的表演，又有激动人心的轰动效应。
   他被无数的读者，乃至那些在他之前不知戏剧为何物的人，所热爱，所赞美。他被同行，甚至那些理当感谢他的同行，所嫉妒、所仇视。无论如何，文学批评的声誉在威廉皇帝时代是迅速而明显地上升了，就连那些怀疑和否认凯尔成就批评家也因此受益，尤其是西格弗里德•雅可布森 (Siegfried Jacobsohn, 1881-1926),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卡尔•克劳斯 (Karl Kraus, 1874-1936), 瓦尔特•本杰明 (WalterBenjamin, 1892-1940), 阿尔弗莱得•鲍尔加 (Alfred Polgar) 以及赫伯特•伊尔陵(Herbert Ihering)。
   不管本世纪初到一九三三年间文学批评的地位与作用有了多大改变，传统大学中的日尔曼学和报纸的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仍然依旧。大学中只有唯一一位教授，还不是日尔曼语学家，而是语言学家、罗曼语学家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悌乌斯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涉及文学批评，他曾不知疲倦地为文学批评宣传奔走。
    效劳评论，亘古的痛苦
   库尔悌乌斯不报幻想，并且实际上在他大学同事那里也从未得到过支持。一九五一年他在谈到急需一本有关本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学史的书时感叹到，“这可能得由一位日尔曼学教授而不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来写，令人遗憾。”接下来他说，人们应该“在德国的帕那斯山上 [Parnaß, 希腊山名，为希腊神话中太阳神与艺术女神的圣地] 为批评家建立一座神庙”，库尔悌乌斯希望，那样，“库尔特•凯尔，他的自主性和智力的创造性价值就可以确保有一席之地”了。
   他同意凯尔的观点：文学批评和任何其它的文学类型一样重要，一样是可以具有创造性的。他的一个中心命题是：“文学批评在德国精神生活中没有应有的位置”，他援引凯尔定义文学批评，“批评是一种以文学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我自问，是否前者就是德国文学批评持续困境的深刻原因。是否应当将两个论题结合起来：说文学批评在德国还没取得应有的地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以文学为对象的文学形式还没有得到承认为。
   凯尔和库尔悌乌斯对于德国文学批评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是必须承认，远比其一般性批评理论更有价值的实际上是他们的大量文学创作。他们走了一条弯路，自己进行文学创作，并不是批评家的责任。批评家不是要去创作，而是要通过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服务于文学。他最首要的任务是，给文学以机会，使文学成为可能。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