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先师在北京病逝，我赶去奔丧。在北京，我拜识了李健生先生。
   
   李健生先生是大右派章伯钧先生的夫人，一位满头银丝、慈祥和蔼的老太太。她年轻时偕夫君到印度访问过诗哲泰戈尔。中共执政后，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文化革命后，她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常委吧。逾古稀之年的她十分健谈，站若松，坐如钟，行似风。她写字还保留着民国时代竖行的习惯，那字个个棱角分明，简直是铁画银钩，完全不像一个女性的笔迹。我至今珍藏着她的几封信。我曾陪同她去拜访过梁漱溟先生。她同梁公谈起旧事，谈及重庆组民盟的事，谈及反右派的事，谈及文革的事，滔滔不绝，讲了近一小时。我当时作了录音。
   
   此后，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去探望李健生先生。我对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内幕十分感兴趣。一次，在她家晚餐后闲聊，我就特意再次提及。李健生先生叹了口气说：那时伯老还当粮食部长（或是交通部长之误——作者。下同。），正访问匈牙利（罗马尼亚）回来。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书记书记）要他提意见。伯老说，我没有意见啊，我现在很好，很得意，我没有意见。（李健生先生说到此，还做了个得意的神色和动作。）几次都被伯老挡回去了。一天夜里，电话铃响了，是李维汉（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打来的，要伯老接电话。我说他拉了一天肚子，刚睡着。李维汉要伯老明天无论如何来开会，提意见，谈看法。要我原原本本转告伯老。第二天伯老去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伯老那天向中共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伯老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总理，周总理当时还去同毛主席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我们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我们共产党过河拆桥。毛主席没听周总理的。六九年文革时，伯老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伯老载到医院。可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还是潘怀素，潘老，你的老师给总理送的信，医院才收留他住院，给看病。不久就过去了。那时，我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约合现在3美元）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又是总理知道了，批示的，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政协军宣队，解放军来人了，叫我放心，丧事组织包了。让我们的儿女也回来奔丧。伯老的骨灰放在一个日本军人的殡仪馆里。右派都平反了。组织来找我，说党的需要，伯老不能公开平反，恢复名誉。问我有甚么意见。我能有甚么意见！伯老的骨灰倒是给迁了，迁到八宝山公墓。

   
   李健生先生的么女章诒和大姐打断其母道：还讲这些陈谷子兰芝麻的事干吗！
   
   我七八年第一次拜识李健生先生时未见到章诒和，但以前听先师等人提到过她，后来陆陆续续知道了她的一些事。章诒和学戏曲研究，从北京戏曲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时她在日记中记了有关独裁、民主及为乃父抱不平，骂江青的话，被判了二十年刑。李健生先生舔犊情深，但那时又能如何！后来、据说，老着脸向朱德求救（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同朱德有过交情），么女被弄到四川一个农场茶山上劳动改造，保住了一条小命。八十年代初，李健生先生通过人向当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讲情，才放回了北京，得以母女团聚。劫后余生，章大姐自有一番感慨。我那时还很激奋，不知深浅，记得有诗句曰：“章公地下应宽慰，不让男儿小千金。”云云。
   
   李健生先生某年在安徽召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次会议上，对温州代表陈某提及我。后来，向我建议可否考虑加入农工民主党。我找到温州的陈某。陈某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提到安徽会议上李健生先生介绍过我，劝我加进来一起做事。交谈后我知道陈某原是温州市卫生局干部，共产党员，调派到农工民主党温州分部工作，拿国家工资。原来如此！我第一次明明确确、明明白白地知道了大陆的民主党派是如何受中共控制的。于是，我婉谢了李健生先生的美意。
   
   大约是上世纪的八二年吧，我将一友人少年时的冤屈讲给一位来温州的《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听。那冤屈在西方观念来看简直是天方夜谈，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大陆，中共治下，则是稀松平常的阶级斗争的一朵小浪花。
   
   上世纪的五六年，四个情窦初开的初中学生二男二女晚上聚在某人家中一起学习做作业。大约是受了当时中共宣扬的地下工作者电影的影响，他们约好暗号暗语联络：如窗台上有一盆花则主人在，有花又有别的什么，则已有几人在等等。反右派运动一来，初中学生也未能免，同学间互相检举揭发。四人中其中二人有海外、台湾关系，平时谈话中不免流露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怀念台湾亲人的意思。这些当然统统是反动言论。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薛某竟将他们弄成了反革命集团，报公安局备案审查。他们学习做作业时的暗语暗号都是反革命活动的活生生的证据，他们自己组搭的最原始的矿石收音机则成了同台湾蒋匪帮联络的电讯工具。三搞二搞，竟成了个铁案。办案人员功莫大焉。一级一级汇报上去，自然都得褒奖。四人中两个男学生年纪大一些，十七岁了，一个判五年，一个判二年，两个女的，年纪小些，十五、十六岁，坦白从宽，检举有功，免于刑事处分，开除学籍。四个豆蔻年华的学生一生就此完蛋！当时，温州当局将此作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开展览会，让全市学生去参观受教育。我记得五七年考进温州第二中学，五八年时参观过这个展览会。
   
   那位整他们的党支部书记薛某此后官运亨通，后来被选派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当什么几秘，因为法国多温州人。具讽刺意味的是薛某去巴黎上任时恰是四少年平反时。这种人是真正心术坏透了的人，应该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的名字是：薛启杭。
   
   我同《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谈此事，意在希望他能从青少年的角度呼吁呐喊，反映上去，帮助平反。该记者到北京同李健生先生谈及此事。万料不到，李健生先生义愤填膺，侠肝义胆，深抱不平，还责备我为什么不早直接同她讲。但手中无权，无从救助。也是有心有意，感天动地。李健生先生竟想出了通过中共统战部来干涉此事的法子。因为四位少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案时，有二人有海外、台湾关系，这是统战部可以管得着的事。李健生先生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相当于西方的众议院议员。全国政协属中共统战部管。于是，李老太太颠颠的跑来跑去，那记者也帮着跑。当时，胡耀邦主事，大气候不错，终于让中央统战部发了公文到浙江省统战部，又督到温州市来，给四位蒙冤近三十年的少年学生摘掉了反革命集团案的帽子。那时，他们都已花白了头发。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自顾尚不暇，却不远千里，给一面不识的人东跑西颠呼号平反，若只是身同感受而没有古道热肠、慈悲仁爱的情怀，如何能做到呢！
   
   我对李健生先生肃然起敬，不再是因为她是章伯钧的未亡人而去亲近她，敬重她。
   
   聂绀弩先生有诗记李健生先生，诗题为“李大姐干杯”，诗曰：
   
   么女归才美， 闲官罢更清。
   中年多隐痛， 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 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 天马要空行。
   
   首句“么女归才美”，即指章诒和劫后余生事。颔联点睛。颈联打趣：不当北京市的闲官，难道就不是李健生了。尾联抒怀。聂诗短短四十字，不愠不火，娓娓道来，平平淡淡，轻轻松松，而言外之意，蕴涵其中，的是高手。
   
   一九九零年，李健生先生去世的讯息传来，我连夜撰写了一副挽联，赶到邮局挂长途电话读给章诒和大姐听，以表我的哀悼之意。挽联曰：
   
   李健生先生千古
   
    相夫苦作天下最大大右派，苦受一万日假恶丑，丈夫应谢巾帼
    课子乐为世上最小小人物，乐承五千年真善美，巾帼更胜丈夫
   
    江南小子黄河清敬拜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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