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称许周恩来“有善可称，无疵可指”。有录音为证，如下：
   
   “毛主席在男女关系上……究竟几个，我们都说不准。那么周总理就完全不然。周总理是好，周总理人真好！啊呀，周总理人家都说是人民的好总理啦。啧，我对他佩服，我佩服周总理。啊呀，啊呀，周总理是好人。啧，啊呀，立身干净得很。啧，啊呀，一心为公啊！（黄按：说到此处，梁漱溟先生哽咽，动感情，唏嘘不已，眼睛发红，泪水盈眶，几不成声。）啊呀，周总理可是好人，这个人有善可称，无疵可指。你指他的毛病，挑毛病，挑不出来。啧，（哽咽）啊呀，好啊，然而他就是始终忠于毛主席，始终作第二把手。总理是人好得很，啧，私生活干净极了。啧，啊呀，（哽咽）昼夜忙啊，见外宾接头谈话，都是到深夜，回到中南海，休息那么一个短的时间，又要出去。吃早点都不能吃，上了汽车，给他送来点包子、馒头之类吃一吃。然而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他是一直忙，一直忙，忙到死啊，说是累死的。”
   
   这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下午梁漱溟先生讲的。以后，他对周恩来还多次讲过类似的话。我可以十二分肯定地说，梁漱溟先生称许周恩来的这些话全是肺腑之言，没有半丝半毫的假意。

   
   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泽东亲自整肃梁漱溟先生，其直接原由乃周恩来请梁漱溟在会议上发言，梁婉辞，周再三动员，梁遂发言。梁漱溟先生发言后的第四天，周恩来做批判梁漱溟的长篇报告。这一事实也是我亲耳听梁漱溟先生讲的，请看梁公关于这段往事的叙述。
   
   “……听的时候，人数不多，大概不足五十个人的样子。我记得一个长沙发，我跟张治中，好像有一位工业家叫候德榜，我们三人坐一个沙发。开了不止一天的会，连续开了可能有三天之多。讨论的题目就叫做过渡时期总路线。很多人是各省来的，好像是各省工商界的人，工商界头面人物。由总理把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讲给大家听，有点想听听各省工商界人物的意见的味道。周总理希望大家发言，就这个问题发言。……好像要我发言。我就说，我是在北京的，最好是让外地来的人发言，把时间让给他们，我不占开会时间，用书面把意见写写也可以。周总理还是说，好像是说我们这个会延长一天，有话还是请你说。他既然是一再要我说，到了第三天，我就说了。就我的见闻说了话。我说，我看到当前有一个情况，就是四乡的农民总是要进城当小工。所谓小工，就是作盖房子瓦匠、木工的助手，那什么和灰、泥土，一种打杂的小工。那个在当时一天也能挣一块钱。哪在农民是不可能的事，农民在农村劳动种地哪能一天挣一块钱。就纷纷进城。当然城里头这么多闲人不好了，所以公安方面就把他们送出去。送出去，他们还是再来。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这是我的见闻，我看见的事实如此啊！呃，我就是提了这么个问题。周总理也答复了几句话，大致是说工人劳动创造多过农民，劳动的价值是多过农民的，所以工人的工资高、优厚也是合理的。不可能把农民的待遇啊，农村生活一下子提高。大致这么说明一下。我说的话也就根据事实来说的，没有旁的用意。周总理的答复么，虽然是个辩解，也是合理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场。可是总理总是在这个会结束后向毛汇报今天开会情况如何，毛主席听时很注意。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话，周总理没有感觉到我说的不合适，而那个毛公，哎，他就觉得我这个话不好……”
   
   梁漱溟先生提了这个意见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判梁为“孔孟之徒”。第三天，梁漱溟先生在会上面折廷争，指明要毛收回自己的话。第四天，大会批判梁漱溟先生，周恩来做批判梁漱溟先生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嘲弄、挖苦梁想当官。
   
   周恩来作毛泽东的第一打手整梁漱溟，这是明白如画的事。周是否事前预谋，处心积虑，现在无法定论，但周不分是非，逢君之恶，则是明白无误的。旁观者如此看，梁漱溟先生是当事人，大约也不可能不心如明镜。可为什么梁漱溟先生绝不计较周恩来的无赖，反而真心实意地称道周“有善可称，无疵可指”呢？
   
   文化革命初红卫兵运动时，山东省的红卫兵来到北京，把梁漱溟揪到火车站，要拉回山东批斗。这要被拉去山东批斗，梁老这条老命可能就保不住了。未料在欲走未走的当口，戏剧性地来了解放军，把梁漱溟给留了下来。据说，这救梁的解放军是周恩来派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先生在全国政协批斗他的会议上，发出了在彼时彼境可算是惊天动地的狮子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梁老说，那原先对他彬彬有礼的宋希濂都开始辱骂他了。可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批斗会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据说这又是当时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暗中安排。
   
   是不是因为这两次的救命之恩使梁老对周恩来产生如此好印象呢？决不是！梁漱溟先生是学者，是大儒，是“士”。士可杀不可辱。要说周恩来可能救过他，使他感恩戴德；那周恩来对他的伤害却远过于救命之恩。知识分子最忌被人说想当官，况且，梁漱溟先生是真的不想当官。俗话说伤人莫伤心。周恩来却选择了这最能伤害他的要害部位来加以嘲弄、讽刺、挖苦。那么，很显然，把梁漱溟称许周恩来同个人恩怨联系起来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梁老对上述周恩来救他伤他的两件事都很淡然，我从没听他说过。上述山东红卫兵的事是听先师讲的，先师三十年代就同梁老相往还；全国政协会议批斗的事是从书上看来的；只是宋希濂辱骂他的事是亲耳听梁老所讲。可见，以个人恩怨来论梁漱溟称许周恩来是太浅了，于梁、于周、于自己都太浅了。
   
    周恩来讽刺、侮辱梁漱溟， 梁漱溟真心实意称许周恩来，这一奇特的矛盾现象，窃以为,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来看，才能理解。
   
   我曾写过一段文字，并当面读给梁漱溟先生听，意欲请教。那段文字是这样的：“您老说毛公后来成了大皇帝了，他自己也不讳言独裁。您老又说这是人家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去的。为什么他会成了大皇帝？为什么人家会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去？您老没有深谈。按照马列、毛的理论，他是不应该做大皇帝的，他是不应该独裁的。何以结果竟如此做了呢？这不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力所致吗！古代的真皇帝自不用说，蒋介石不也是如此吗？毛公晚年步其后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相承。中国文化若不改造，以后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的。……您老对周公敬爱钦佩之至，小子深为感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周公可算是集中国文化长处之大成者，他确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物，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等无一不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典范，是总代表。他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贤相。象周公这样的人在西方历史上是没有的。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造就了周公。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周公在毛公如此胡闹的时候，仍是忠贞不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忠则是忠了，却是忠了毛的独裁，毛的胡闹，于国家于人民又有何利呢？当然，要周公那时去反对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此周公之所以为周公也，亦即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也。如果反对了，倒不称其为周公，不成其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哪有这等事！中国文化之弊于此不是昭明显著了吗？中国文化之弊若不予以彻底改造，不是会继续出现毛公的独裁，周公的愚忠那样的情况么？……”
   
   梁漱溟先生听了我的问题后除了说“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背景”这话外，仍反复强调周恩来是天生的第二把手，没有毛的乱七八糟，干净得很云云，可见梁老确是从儒家的政治标准、道德标准来看待周恩来的。他又强调中国的人生态度偏于实用，“中国人，过去中国文化里头它的可惜处、偏处就是在过于偏重实用”，似乎在隐示周恩来就是这种偏重实用的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梁老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是从比较世界文化三大体系的高度来谈的，同他称许周恩来体现儒家道德风范并不矛盾。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以儒家政治、道德标准来看周恩来，周似乎应该得到肯定。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肯定周恩来的，他将一切个人恩怨完全彻底置于“度”外了。无论人们和历史将如何看待梁漱溟对周恩来的极度称许，他那将个人恩怨置之度外的论人态度则是绝对可取的、科学的。至于周恩来一生的是非曲直、功过、人格很复杂，尤其是对其人格的评述，今人既不能一言以赞之，也不能一言以蔽之，总要十二分注重彼时彼境。我曾看到一本香港出版的论周恩来的书《红朝宰相》，似乎多了一点猎奇、宣传、逞一时口舌之快的味道，少了一点严肃、认真、客观、科学、深入研究的学术态度。
   
   我愿论人论史，都能仿效梁公漱溟先生的态度。在大陆尚未有言论自由前，海外学人论中共人物和历史，责任尤其重大，更需要这种严肃、客观、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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