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死了。
   
   无论中共给邓小平带上多少顶桂冠，邓小平对中共、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对广大人民群众之功过，并不能一概而论，立时将有定评。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盖棺论定的，那就是：邓小平是中国民主的头号死敌。
   
   邓小平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担任中共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全面影响中国政局的开始。从此以至其生命中止，邓小平一天都没停止过对民主的扼杀和摧残。

   
   一九五七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阳谋的导引下，广大知识分子向中共一党专政提出了批评。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人民民主思想的第一次萌芽。但很快，五十余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无可否认，毛泽东是罪魁，但作为中共中央“反右派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心狠手辣，在反右扩大化中起了主导作用。五十万余右派此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生活皆拜托毛、邓所赐。这是邓小平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一刀。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起时，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派遣工作组，进行了“第二次反右运动”，将中共党内斗争的屠刀导向了人民大众，把当时向中共官僚体制挑战的学生与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明令对中学生都“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用毛泽东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惨况是“从中央到地方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大意如此。）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后来大多成为与中共当权派，亦即中共官僚体制作作坚决斗争的“造反派”。这是邓小平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二刀。
   
   一九七九年，争民主、争人权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波及全国。邓小平成功地利用了这一运动，拉下了“凡是派”，坐稳了自己的位置后，即翻脸无情，将屠刀砍向“民刊人士”，并公然取消宪法明定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剥夺了人民群众在专制政权下曾经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民主权利。提出的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警告国人警惕邓小平新独裁的民主斗士魏京生首当其害，被逮捕判刑十四年。此后，邓小平一直未忘记对“七九”民运人士的迫害。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还再三清查文革中的“三种人”，就是害怕代表文革中民主思想的造反派同“七九”民刊人士走到一起。这是邓小平砍向中国民主的第三刀。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竟悍然下令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了和平请愿的“八九”民主运动，犯下了“六四”屠城的滔天罪行。这是邓小平积数十年同民主力量较量的经验，倾尽全力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四刀。此后至死，邓小平虽再无力挥舞屠刀，但始终以其太上祖师的身份威慑镇制中国民主运动，决不作一丝一毫的放松。坚决不放魏京生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综上所述，邓小平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大约每十年都要镇压一次民主运动。其立场之明确、态度之坚决、手段之凶悍，是中共领导人物中（包括毛泽东）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所以，我们才说，现在可以为邓小平盖棺论定的是：邓小平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头号死敌！
   
   现在，邓小平死了，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死，也不会死。但中国民主运动若要在邓后的变局中不再屡战屡败，则必须认真回顾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以学得聪明一些，长大成熟起来，才能反败为胜，不至于被邓小平在地下还笑其幼稚和浅薄。
   
   邓小平扼杀民主运动每次都获得成功，除他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诸原因外，还有很重要得一条，，那就是他十分准确地利用了民主运动的弱点，即每次民主运动都十分奇怪地无视一以贯之的历史：“八九”民运的学生认为“七九”民刊人士是“反革命”，不愿沾边，拒绝其加入自己的队伍；“七九”民刊人士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则视五七年的“右派”是“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总之，每次民主运动都自行断裂历史，孤军作战，从而不能汇成统一的民主大军。反之，邓小平等中共当权派可从来也不管你如何表白自己的“纯洁”、“清白”，只要你向他们争民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概在铲除之列，无论你是“五七”、“文革”、“七九”、“八九”，一视同仁，统统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中国民主运动从自身来说，难道还不应该深长思之么？！
   
   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流亡海外的“七九”民运人士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新书《封杀不了的历史》，重新评价文革。刘宾雁在该书发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前四十年历史被掩盖、被随意涂饰和被遗忘的结果。”此结论何其深刻和沉痛！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但有过四十年的历史沉淀，还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已历时一百来年。可以说，神州大地上的民主土壤是肥沃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发掘继承。
   
    邓小平的死，标志着中国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我们呼吁一切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团结起来，回顾总结以往历次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神州大地一以贯之的民主资源，长大成熟起来，以扎扎实实的步伐，迎接邓后中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此文与王策诸人于邓小平死后第二天讨论合作而成，系我起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