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心文集：专制主义与现代性的悖谬

专制主义与现代性的悖谬

   工程化的现代社会管理,由于过度强调构建物的标准化,仅从管理方便与否和效率预期大小的维度设计人的存在形态,以专业化定量分析将人置于机械伦理之中进行物化定义,从而剥离了个体鲜活的生命光彩。伴随着秩序趋同的工业化、城市化目标管理的功利需求以及公共目标（如国家抑或集体意志）的“正当性需要”对个人私性领域的进一步蚕食和剥夺,传统社会中人本主义“以人为目的”价值诉求被工程化、数字化支撑的现代性组织开始了对人的意义编程和分类剪裁。
   于是，现代性思潮尾随着经济现代化如期而至；于是，无论是文明与朦昧、先进与落后、前现代与后现代乃至破绽百出与深沉老迈者，面对现代性价值颠覆来势汹汹的围猎都纷纷变节投诚。从此，一切根源于人的问题都不必讨论和确证、也不必想象,一切“存在”都只据其是否‘能指’方可被加以考虑、在分化组合、高度精密、专业分工系统控制的社会中,思想、灵魂以及诉诸于信仰领域的一切“他在”都因其不具效用而被人类集体放逐,甚至爱也被拆解为现代构成中的某个元素。对真理性、终极性的发问与冥想突显出另类思考的廖落和无奈。凝固的语词渗合着金属叩击的冷漠，将所有动人心魄的场境置换成必须依赖防腐剂才能保鲜的视觉感受，连童孩的眼眸也因发达而无孔不入的资汛渗透而显示出无法解读的“复杂与深邃”,条分缕析的电子运算弥补了所有想象力不能到达的边界,“上帝原来也是一个沮丧而眼神势利的老头”,谁还会痴心于神祗的召唤作浪漫的旅游呢？世界在简约化,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阿玛蒂亚•森指出：“在现代性中，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爵士乐和伦敦居民,其身份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别人看到的自己,也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
    存在就是全部目的,没有选择,也不囿于有限性的焦虑和惶惑,‘存在’的尊严仅仅是因为熟悉规则然后操练出不至于公开妨害别人而显示出足够克制的教养。不必看护心中的道德，也无须仰望头顶的星空,只要达到公共评价所认定的‘智商和情商’指标,身份就被裁定为合格并进入体制编程,作为体面活着便有了基础,除此之外,人生的全部要义就是除却‘不可抗力’出现的概率计算之外,一切都可纳入以年度（可长可短）为单位的计划之中。至此,信息依赖、互动空间的远程化屏蔽了人间冷暖,人和人,那种源自生命本质的关怀和意义由于失去了现场感而难于激发出人对生命神奇意义的直接体认和审视,传统根续的价值、信念以及对人类根本问题（比如宗教和哲学）的表述都以标准试题纳入管理工程,其意义只有电子屏幕上的读数记忆而仅存政治与商业的工具性价值, 人作为独立系统的自在性，鲜活性、以及精神的‘彼岸意义’则因其不切实用而被弃置,尊严、荣誉被纳入流通体制并物化为可议价的交换品，“市场化配置”的社会伦理裹挟着物质崇拜批零兼售生命的悲欢和荣辱。人,被广泛质换成货币化的数量标的，人文伦理纷纷退让于交换中形成的博弈法则和交易契约。数千年植根于人心中的文化观念在来势汹汹的“无机物”围猎中落荒而逃……。于是,价值皈依和信仰守望也如渐次消退的田园村落，被整齐化一塑型为只有视觉符号和统计学意义的、丧失了生动感的标准物。
    然而,人永远是其历史的参与者,当现代性簇拥着人们圈地自为，否弃集体防卫各自为政、并赢得最初几轮胜利后,“理性自觉”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荒谬感”,使人渐渐看清了自身的局限和脆弱,“认识你自己”这个关乎人类根本性的命题被“庸俗经济主义”误读为对人的生物学意义的全面肯定。‘生存即目的’遮蔽了生活本应有的光彩。“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高更语）不加思考的人生因失去了对终极意义的冲动和发问而显示出种种‘悖谬’，原以为脱离神符让人自己管束便可获得全部人的尊严并荣誉地活着，却不知“理性自觉”无法也不能确保人文生态各系统间的“能量”守恒”。随着技术崇拜与物欲协迫的推波逐浪,人类在获得对“必然力量”的几局小胜之后,非但没有从此安身立命重建人间伊甸,也不能于物质文明的当下获得预期的幸福。尽管近百年的技术催化使人在更广阔和深远的意义上延展了人的知识和能力,但也正是基于此,人在其拓宽了的场域中看到了自身的缺陷：宇宙大爆炸、夸克、基因双镙旋的发现……，多向度的破译和解密使人类作为万物尺度的神话纷崩离析。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自恋性狂欢之后顿然感觉到从未有的孤独与绝望,那种植根于自身处境的焦虑和恐惧注定了人永远都要“怀着浓浓的乡愁到处寻找家园”(诺瓦利斯语)。无所依傍、脆弱不堪，人生没有意义,只有选择、在选择中确证,通过选择逃离虚无存在的冷峻逼问，从而结来安之若素的梦呓和玄想,从中创生出存在的永恒意义。唯其如此，才能恢复并重振人性的本质与尊严,从而否弃现实的荒谬和绝望感。
    人类似乎永远走不出宿命的危局，离家出走之后的自由狂欢抗不住怪力乱神的恶意挑衅，摩菲斯特的幽灵尾随着盲目的心魂,使人们在激赏“解放后”的通体快活时,其生息的水土中也长出了丛丛噬血的恶之花……。数百年的精神自恋放逐了内在的自律和道义反省，走出丛林的虚妄使人类背叛了人神信守、同盟共生的契约,使人类在初战告捷的几轮交锋中沾沾自喜。俨然己超越了必然性的羁押可以思心使气、率性而为。伴随着认知的扩张，人类基于安全考量而达成的利益同盟——国家生成并逐渐成为身份标识和群体依托的制度实体，在经历了片段民与国“集体防卫、荣辱生死”共享的蜜月之后，由于受制于人文生态系统天然不守恒的客观存在，致使公共权力借助社会灾变强化个人对国家的集体依附，从而凌驾于人人之上、超越制度看守和利益裁决的服务性功能，成为事实上的资源系统操控与贩卖主体。特异于西方依托‘契约信守和法理建构’的国家，东方农耕依赖、仰天觅食，在有限资源空间苟求生存而长期养成的“生存恐慌型国家”则由于制度硬化而更加强调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和孝忠。从而培育出超强牢固的国家控制体系和与此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精神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生态，现代性个人圈地自为、互不关涉、乃至价值中立的诉求必然使一级独强的国家霸权可以实施对人民的分化瓦解、并借重话语掌控权为制度错置造成的种种恶果进行道德上的辩诬。政团期许和商业广告承诺推波助澜、无度的消费性刺激将人们导向犬儒主义式的身体寻乐；玩物丧志、相互排异的生存角力使‘难民意识’被充分激活，社会结构因道德缺席和信仰灭失而失去挚肘能力，自顾不及的紧张感使人们仅限于自己的光鲜而漠视同类相怜相惜的疼痛和关注，侥幸存在和舔伤自慰的畸变心理将心中的道德彻底放逐。从而异化生成为幸灾乐祸、聚众围观、直面苦难的冷眼和木纳。
   面对如此社会伦理，现代性出场将意味着：传统乡俗戒律和积习养成的亲族节制纽带因国家意志强制清场而纷纷断裂出局，政府功能又异质为赋敛集团而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公共资源所属权虚化成为“无主地带从而沦为“知情人”盘剥侵吞的唐僧肉，权力结构性紊乱堵塞了“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流动通道的同时，也败坏了人力资源的评价系统，导致公共权力因道义缺损而使从业者普遍堕落为毫无荣誉感和廉耻心的蝇营狗苟之徒。官场生存环境恶质化为：内部争权夺利，骨肉相剪的角力斗法；对外部则结成防民、驭民和掠民的权利护卫同盟，权力合法性资源丧失的后果必然演绎出权力恐慌，从而畸变为权力丧失焦虑的神经症人格。这样恶性循环滋生出的政治便只能依恃穷兵窦武的暴力统摄，这时候，谁还有心思料理朝纲国政、顾怀民生祸福呢？
   即使如此，规避权力风险的制度创新仍然不可能，积习和衰朽礼制的某些统合功能这时候就会应招而出，祭奠亡魂强化祖上文治武功，馊饭热吵、误导民众声色犬马、虚拟并刻意寻找假想敌人，民族主义、国家意志主权守护等等等，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重振末世中兴挽国运于颓丧……。也就这时候，市场化、发展主义、个人自决、文化解构、实物崇拜、消费主义以及全球化等汹汹而来：一时间，聪明绝顶机关算尽的权力精英们仿佛看到末日回光中飘然而至的救命稻草，以其操练得炉火纯青的策略编制出一套套或去真存伪、或真伪杂糅、为我所用的信息网络和连横合纵之术：于是，现代化质变为技术体系内硬件嫁接（此法与大清洋务运动一般），市场化批发交易出权贵资本独大的资源占有格局；发展主义圈地逼使农耕环境迅速蛮荒化、；个人自决演变为国家对民的义务退出；文化解构滋生出胆大妄为、六亲不认；消费主义被放大为暴殄天物、穷奢极欲……。最有意思的是全球化所依托的普世原则由于挑战了传统国家政权所依存的建构路径和法理基础，在出招不利、抗拒无力的情况下则采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剜肉剔骨、‘量我民之忍耐力，结势利资本之欢心’。利用资本中势利的品性实行“安外必先攘内”的祸民勾当，以此满足资本效益优先的务实考量，从而抵消了与之相伴的文明政治对本土资源的审视和重构，内外有别的制度安排让撑控社会资源的政经寡头与时俱进，在国际国内交换中独享现代化收获的物质盛宴，然后画饼充饥悬置起“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将来时态”把人民整合进不断翻新的“理想目标”中一路奔突，从而罔顾当下、将现实的困顿和苦难消弥在虚设的彼岸幸福眩想和玩物丧志的现世贪欢之中。
   文化策略上纵容消费主义和实用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解构和反叛，由此形成价值崩溃、人心分化、从而各谋生路，这意味着人在物性张扬的同时身体的意义已成为社会价值唯一可靠的实体。于是：民间生态从此纷崩离析，价值系统碎裂肢解，阶级、社团以及亲族等各种利益共同体因历史终结而失去统合，告别革命、集体妥协为一级独大的食利集团展开了逐鹿围猎的广阔场域，现代性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专制之民的结局又一次显示了历史的悖谬和事实的吊诡：人类为什么总用自己的聪明设计的危局构陷自己！——苏格拉底、人本主义、理性自觉、法国大革命、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诺贝尔以及奥本海默……“思想的龙种总是收获现实的跳蚤”。（韩少功）初衷与结局的悖离难道是一种无法解套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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