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典籍中绝少对太阳的积极感念和审视,承传至今的多神教巫术迷拜遮蔽了对这个万物生息之源的直接观照,天授神权和万物有灵的双重敬畏使中国人始终匍匐于自然神的威慑之中而不敢对其进行形而上的索解和质问。文本中“七月流火”“后羿射日”“夸父逐日”以及对象征水的图腾“龙”的敬畏皆出于对太阳的反抗和拒斥,其内涵的文化价值和审美物象都因太阳的缺席而显现为普遍的内敛和阴郁。而与之相对应的其它文明：如古埃及、克里特、两河流域、以及后续的其它文明则都充斥着对日神的感念和礼赞,并成为其文化叙事中绵延不绝的审美母题，终至演绎出积极向上、热烈而具有无限张力的文化因子和美学气质,成为日后科学主义和英雄气息兴盛的文化滥觞。
   中国文化中日神精神的缺席,除却特定地理因素所形成的系统自闭外,王权霸道借重天授神赋行使的暴力弹压和思想钳制,不仅垄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系统“普天之天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还从深层心理上褫夺了民众的思考和信仰归宿权,使得民间因‘无可信’而失去结合力,从而为秉权集团进行利益剥夺和精神殖民培育出相应的文化水土。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生态由于缺乏变异性元素的介入不断走向僵化和萎缩,从而内生成强烈的内耗性、自虐性文化变种,除了在有限的资源存量中你争我夺,阴攻阳伐之外,便无暇顾及外在的气象作精神的远游和行为的冒险。绵延不断的天灾和人祸轮番作践,朝不保夕、六神无主的生存恐惶和命运焦虑使得人间无法确立互助互信的道德操守,更难于建构起爱智求真、超越利害盘算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伦理。攻于心计,老谋深算、迷信而无真信的畸变心理内化为谋生处世的公共策略,成为人们普遍膺服的警世通言。正是这样，向为国人引以虚骄的“四大发明”皆是“歪打正着、事与愿违”的无目的性创举（如炼丹而成火药、看风水而得罗盘……），而决非科学理性的自觉和自为。 与此同时,虚置的国家法度因信用失效而只能倚重严刑峻法和强化暴力看守以统合民心,这不仅加大了管理成本,也滋生出人们对暴力和阴谋的迷信与趋附,进而形成社会成员普遍弃置法度,寻求非程序合作以满足相关的安全与利益期待的心理,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瓦解了人们对未来的热情和信心,从而诱发社会成员普遍对权力的病态式偏好和迷恋，进而不断强化暴力对人的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整合与挚肘作用,使社会存在的道德基础进一步走向崩溃。
   基于这种现实处境的焦虑和考量,人们普遍形成一种内敛而阴郁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对当下利害的算计和因恐惧而导致的神经衰弱使得国人从文化根性上缺乏热烈奔放、征服与扩张的历险冲动。生存的紧张与命运的无奈使得人们只能寄望于怪力乱神以求心理救赎,从而孕育出不计其数的巫术迷信和魔法道术,与此相对应的仪式和图腾都蕴含着蒙昧主义的阴沉之气,突显出人间纠缠与倾轧的迷离影象：自然神深不可测,世俗权力令人恐惧与敬畏,无所依傍,战战惊惊，灾民理性（任不寐）的当下盘算必然生出只顾眼前、不计未来的短视，求财避祸的生存忧虑诉诸于神力崇拜也仅仅是异化了的实用主义妄想,根本不具有宗教形而上的终极追问和整体性关怀。从而无法内生成具有永恒价值和超越伦常的精神诉求,更不会幻化出植根于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和对宇宙大象的冥想和哲学式发问。与之相对应的精神图腾要么是指物皆神、见怪即神的万物有灵作祟,要么是人间伦常的天庭冥界克隆,犹如日常生存中险象环生、处处警觉的现实写照,活现出国人神经质的臆想和无奈,进而拟制出乖戾怪谬、阴森恐怖的神灵符号。所谓龙神饕餮、阴曹鬼怪、魑魅魍魉的想象型制无不蕴涵着民间生态的阴郁和凶险,烛照出中国人卑微病变的现实处境。这也即是中国文学缺乏史诗式宏大叙事、穷天地大象之理,探宇宙精微之道的文化根源。而与此相反,日神崇拜呈现的恢宏仪态,不仅激发出人类无穷的想象力,同时也由此引出人类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整体审视和关注,从而建构起关乎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和认知体系。正因为如此,迷恋日神的西方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超越必然性羁押的豪迈与豁达,其蕴涵的美学气质充满了热烈而光辉的精神意趣,祭祀日神的狂欢使人类在激赏生命迷醉时获得了一种冲决有限性的昂扬之气,表现出人类憧憬自由、拒斥压迫的抗争意志,这种精神构成西方文化中最高 层级的审美气象,终至于形成热烈、进取、充满征服性的英雄主义气息和恢宏大气的美学意境。
    以此返观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由于屈从于自然神的威慑和天授王道的压迫,对不可知命运的无助感不断强化人们服从和压抑的心理,当这种恐惧和压抑日久积淀为特定文化之后,势必成为人们精神和行为的常态,而相应的文化符号必然显示出阴郁、爱昧的美学内涵,天道不可违,敬鬼神而远之的心理疑惧使其不敢正视并勇于探求外在支配力的成因,从而禁锢了索解客体世界、反思社会存在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对不可抗宿命的认同消解了反抗的意志,伴以妥胁主义的消极避讳方式在精神上将自已放逐,最终养成千古不变的奴性意识,成为利益集团进行 政治博弈的廉价筹码。弥久的文化积淀成为日常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后,生存即意味着灾难的宿命认同必然衍生出内心的紧张和压抑,从而派生出众多怪异离奇的心理审视物象：山神水怪、天帝冥王都远离当下的实际处境而成为不敢妄言的避讳物,世俗贪欢和敬鬼神而远之的“驼鸟哲学”屏蔽了探本溯源的内心冲动,与这种心境相对应：日神在民间语文中也往往与灾难、残暴和痛苦等意义指向相联系,成为与罪恶伴生的反道德图腾,从而无法进入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为人们所礼赞。流布民间的诅咒如‘烈日’、‘毒日’等由于道德化的拒斥而无法成为审美完型的关系项,更不能成为艺术型制进入中国人的游戏场。

    与人们对日神的诛伐相反,月神则屡屡成为文化叙事中礼赞不绝的精神明星,孤悬而无所依傍的一轮冷月成为最能契合中国人精神情态的心理符号,“一弯或一轮冷月”仿佛深情而颇知冷暖的心灵告慰者,能在红尘煎熬的苦况中聆听失意者孤寂的言说,传达出危艰命途中种种情怀。长期罹难耗尽了心中的热情和张狂,从而转向对阴郁孤寂的对应物‘月’的无奈倾诉,由此而缓解精神的惶恐,回避名利场的沮丧和自虐感。至此,社会中日渐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成为主旋律,无望的抗争褪去了悲剧意味,对生命意义本质的观照和制度变革的理性思考渐次蜕变为无所作为、即时行乐的犬儒主义。
   长期如此,萎靡颓废的精神状态必然滋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变种和美学趣味。不思进取、明哲保身、无所为而后有所为退守为：要么为往圣继绝学,从微言中捣腾出惊天大义,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弄出许多“古宅闹鬼、老树成精”（王小波语）、只有体力而无智慧的“化石文牍”,遗害出无穷的“先前自大”（鲁迅语）的不屑子孙。消极避世、苟且偷安的智力活动质变为对生活的闲情把玩,从而操练出普遍的精致化、玩意化的审美基质：于是园林、盆景、假山、病梅、曲松、宽袍大袖、木屐小脚细腰柳眉乃至太监贞节牌坊等等病态趣味与民间神仙鬼怪、麻衣巫术相合力,共同支撑起一个积淀丰厚的美学矿源；于是：琴棋书画、走马斗鸡、玩物丧志的移情别恋避弃了对现实悲患的正视和创造性实践，集数千年心智演练“性善性恶”的文化诬术却不敢质疑当下作条理化逻辑分析。正如时下鼓噪的休闲、旅游以及各种空心化的身体消费性把戏,仅止于器官快感的即时性娱悦,如此，既可虚化出现实的祥和荣光,又可消解权力颠覆的风险,从而淡化社会危机造成的心理恐慌,以此遮蔽制度缺陷导致的各种灾难和罪恶。这也正是列朝秉权者乐此不疲、着力倡导和培育的“精神文明”与社会生态。一旦这种无为而治的世道人心被庙堂作为制驭民心的策略获得首肯并予以开光定律,“政治正确”的迷信必然借助王道整合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自此、弥漫于权利集团的纤巧富丽、乖巧做派的气质与民间粗俗盲从、刁蛮之气相互彰显、构成中国特有的文化趣味和智力景观,让国人陶醉其中找不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