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心文集：“现代化”也是一种剥夺--系列综述之一

“现代化”也是一种剥夺--系列综述之一

   反抗是人类基于生命安全的本能警觉，因此，任何为保全生命而选择的行为方式都理应得到宽容和谅解，所以，一切建基于人的社会制度和法理设置、抑或主义信仰等，都应该而且必须立足于对人的处境的关注，其旨归都应该是有益于展示健康的人性和生命的尊严并让人活出意义来，从而启悟人们尊重并自觉坚守和维护生命本然和应然的伦理秩序。正因为如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警提并拒绝一切以‘重大主题’或光荣正确的目标信念所进行的强制性社会整合，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民生福祉，但却必须以损失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都应该用反思理性重新审视，在介于人的物理状态和宗教归宿之间寻找能最大限度展示生命光彩的平衡点，立足高远既看到人的局限性从而保持必要的宽容和大度，又不受科学至上论与政治原教旨主义的误导，运用富有前瞻性的眼光重新对当下的精神谱系和入世行为进行系统性的检疫。
   众所周知，人不可能只活在当下，不可能完全屈从于身体的左右在形而下区间了却一生，任何人，甚至平素匍匐苟且、畏琐而灰色地活着的‘小人物’，其生命内在的本质中都蕴蓄着超越各种外在压迫的欲望和冲动，只要是生命，便会拒绝沉沦，拒绝萎缩坍塌，拒绝向自然与社会规定性中的剥夺和不宽容力量妥协并始终抗争着，尽管这种抗争多半是无意义的，也同样凝聚着、流连着生命处境中无法承受之重，让人耗尽心血独自悲喜独自咀嚼生、老、病、死不期而至的全部况味，唯其如此，无论是神采飞扬，抑或低眉气短，只要经历过，都有意无意提供了关于生命“存在与虚无”的意义诠释，所以，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就是一隘口，一个人只有从那个隘口突围出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人需要一种超越经验的努力，需要一种对生命压迫和‘有限性恐惧’的拒绝和反抗，更需要直抵生命根本寻求 ‘出路’的精神救赎与宗教阐发，为活着设置出一个甚至无需求证其真伪的终极意义，以此告慰现实困顿中的无助与绝望感。
   然而，随着现代化如期而至，科学主义一路破译，人虽然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必然性羁押获得了足以自赏的社会评价，并掌握了某些客观世界的密码解释权，但对‘实证求真’的过度依赖又将人们锁定在经验的世界，只相信‘存在就是合理’，相信已经发生的都是有效的、不可逆转的，你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各自守着给定的属地边界自在自为，克己服礼承认并接受自然与社会‘物竞天择’反复博弈造成的不均势秩序和制度安排。由此，人们只依据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只讲求对已经存在的事实并仅仅据其是否可证真伪性作出反应，天上没有神仙地下也就不会有圣灵，人心不必纠缠于有关‘价值’和‘永恒’可有可无的辩论和思考，目力在渐渐收缩，内心只相信肉眼所能扫描的一切场域中发生的情事，既然没有天堂召唤，也就不存在所谓终极裁判，所以也就不必在乎因果轮回和地狱恐吓，宗教冥想和哲学发问被导向可经验、可实证的现世只局限于“求真务实”的利害盘算。
   现代化之下，人们也还在寻求知识，也还在勤学苦练，但知识的本质已不是喜悦更不是信仰，既不能传达生命内在的智慧以托举外延无限的好奇心，更不能升华为展示人性光彩和规避生存迷误的道德与精神力量。价值理性纷崩离析，被反向劝化集体媚俗并屈从于工具主义和效率至上论的节制和牵引，经验上的可证伪性成为人们价值取向和定义其有无必要劳心费神的划界标准，科学与人文理性蕴涵的“爱智求真”精神被集体放逐并代之以功利主义的当下考量，将其内在的诗性意趣冷却硬化为只就其功用能效而予取予舍的市场化验收定位。至此，负载着人类经验和想象力的全部知识系统被拆解分化，按其有用或‘无用’进行资本化、工程化配置和运作。
   从此，人与社会关系被倒置，人不能为自己活着，而是根据社会和国家需要量身定制并接受系统的‘工程化教育’，将其锻造冶练成为批量有用的标准化‘人材’，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之中，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大面积挤占侵吞、拆卸分解，缩减为仅仅具备创收功能的‘物力’资格进入既定的社会化评价系统，生命的意义不是“导向光明的积极冒险”（海格德尔语），而是‘适者生存’相机行事的现实奉承，人们也沉湎于各种新知识新事物的积极探求和搜索，并显示出资讯时代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狂热，但其动机和目的多半不是基于兴趣和好奇，更不是为了展开对生命当下维度的超越性猎奇和探险，而是被简约为练习谋生技巧和应对现实博弈的智力与体能储蓄，人人被迫着趋之若鹜、跟风竞逐，在不断加码、层层递进接应不暇的体制化考试评比、职场级别角力之中，接受去‘个人化’的社会评议和标准化选择，个人鲜活能动的自为状态被层层剥夺、修剪整饬为可以通过规模化流水线作业批零经营的现代商品。
   现代化之下，科学的刚性效能被实用理性随意滥用并放大到不能承受之重，人文则因不切实用而被置于不能承受之轻，人性本质对效率的偏好被科学巨大而显性的拓殖功能所诱惑，导致社会知识系统严重失衡，进而分裂为只重实利收购轻人文修养，重工科应用而忽视基础研究，浮躁趋利的价值取向迫使人们既无立足高远的信念持守，也无静观沉思的分析和内省，所以，杜勒斯说“：思想的枯萎正是从头部开始的”，由此，道德、公义被虚置化，主导人们戮力的动机和不是基于理想和信念，也不是为挣脱庸常和克服现实挫折的心灵救赎，而是机会主义的势利和得失权衡，即如鲁迅先生所言：“……见胜利则纷纷聚拢，见失败则纷纷逃亡”，成王败寇的霸道逻辑与现实争锋中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长期泛滥，最终积淀并结构成社会成员在判断理性上避重就轻的集体共识。
   为了应对现代社会规模化专业分工对人的材料化价格评选，又有如此客观上不均势的利益构成和价值形态，接受组织安排和‘修剪’就成为人们为寻求保障从而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选择，日久之后这种由个人让渡的‘私权集合体’势必成为君临一切的外在压迫性力量，个人就只能屈从甚至于主动依附公共意志并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彻底放逐，从而导致个人被剥夺、被收买兼并入不同的利益集团，最终形成所有智力与体力资源都被条块分割、定量归类，从属于‘供养’其生存活命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科层组织和社会单位。如此，则官僚政客、商人买办、以及土匪行帮和黑社会等合法与非法的组织团伙皆自谋其利各自为政，所谓国家大义民生福祉、生命尊严等人文原则全都予以弃置，只要边界划出、身份圈定，便都各自卖力服从于所属小团体的意志和目标需求，如此，则军人矮化沉沦为政府卫队，警察委身为权力镖客，官官相护、奸商集体做假联手搪塞，权力组织、公司企业、乃至大学研究所，即使套用黑社会管理机制层层布控、节制人心也能大行不避、处处得手！使得任何越界的关注都显得稀缺而孤立无助，当然也就难以生成能够超越体制羁绊，立根于社会整体良性发展的制度批判和思想历险。
   有了现代化之下的技术支持，极权制纵向分层的组织结构便有了更为上手的管制利器，随着专制统摄的权威性在代际下传中不断渗漏递减，其合法性可用资源已越显捉襟见肘，所谓‘富不过三代’的权力组织势必重蹈假公济私、自我放纵的‘政治纨绔主义’覆辙，依托于科学‘唯物’主义对人的生存维度所进行的冷态分析和量化拆解，不仅破译了人神和解的内在自律，也摧毁了政治朝圣虚置的目标信念，从而将公共权力本应持守的荣誉评价和献身精神尽数消解清除。这种建基于权利私欲的政府管理和目的指向，由于既缺乏民生关注的理想驱动，又无足以约束其行为操守的信仰和道义备份，为了应对非法牟利的政治风险，除了传承老套权谋继续刀枪戒严和精神讹诈之外，更是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现代资讯和工程技术对材质化的‘人民’进行监狱式的智能化编制布控，这不仅具有高效节能的管理和制约效果，还由于其操作功能上的隐蔽性和‘科学化’而显示出合法有度的样态，从而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落入“科学发展观”布设的‘文明’陷阱。
   综上所述，仅仅以身体为目的而无信仰劝化的行为主义最易滋生短视的价值判断，由于受制于效率诉求和结果断定论的支配，科学至上论必然导致其在应用上的非道德化，从而造成普遍的机会主义权利冒险，正因为如此，肇始于以革命手段夺权和以社会控制为目的而建构的政治法统在自身维权上也必然走向非道德化。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现代资讯越出国界，依赖专制路径构制的国家权力系统在应对策略上，要么以积极姿态和开放的眼光接受外引内联的系统换血；要么凭借其深沉老迈的冥顽性继续抱残守缺，而对于素有投机取巧和惯用谋术演练政治把戏的传统国家‘掌门集团’，在出招不利的情况下，则采取异质变通之法进行土洋嫁接，以所谓“体用”之辩审时度势，在技术手段上充分利用科学‘势能’和市场化资源配置的优越性，而对于其内涵的理性精神和法理诉求则假托其于国情民意‘水土不服’而予以拒绝。
   正是由于这种既反法理程序，又无道德信念的人文环境在制度在操作上的随机性和可变性之使然，才使得域外人运用普适逻辑所进行的分析推导常常不着边际且处处失灵，数十年现代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神五上天、WTO入围、申奥成功……，在林林总总、雍容浮夸的繁华气象之下到处弥漫着艳俗做派的小资情调，朝野坊间说英文着考究服装，开口闭口三明治麦当纳，言谈之中不忘消邦威瓦尔第瓦格纳……，甚至海耶克哈贝玛斯、自由民主也常常被提及争论，但仅仅佐以沙龙酒吧显示体面和儒雅氛围的需要，不必作深度理解也不会认真对待，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和星级宾馆，学ABC考GRE……，样样学得功夫到家且与原创者伯仲不殊，红男绿女光怪陆离、出入举止优雅，被欧风美雨将面孔熏白将头发染黄，行头作派洋泾邦十足，直恨基因顽固无缘修得洋性骨肉，从而委身于彼岸温柔富贵之乡。如此招商引资催生出的‘现代化’仿佛一夜之间涵盖了形而下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世所公认的一切现代器物都如期而至、落地生根，却始终不能开花结果滋生出真正具有自由精神和人性尊严的现代文明。
   本来如此琳琅满目、眼见为实的成果入驻人间，该是举国联欢额首称庆的和谐社会了，然而现实却又总是吊诡的，物流带来的高端体验非但没有提高民族整体生存的文明指数，还使得社会精神由于制度颠覆和‘物质文明’诱惑的双重破坏而下滑堕落，表面上充盈的物质不仅没有生成富有建设性的政治文明、反而助长了体制力量对个人釜底抽薪式的剥夺。面对日趋完、善高度精密的社会化控制和侵犯，任何个人或有限组织的越界反抗都显得毫无意义，这不仅显示出新时代信息流推波逐澜、无所不能的巨大感召力，也标志着极权政治与新技术结盟对社会精神与物质新一轮‘文明’整肃的功告垂成。如此一来，由于没有明确的生活价值和目标指向，人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可以预见的未来，意志被不间断的失败和沮丧消蚀瓦解，一切都在不能确定之中，没有悬置于头顶的信仰，没有可以痴心守望的家园，为了生存，也仅仅为了生存和朝不保夕的‘幸福感’，人人都只能依据日常累积的经验作出临时性的取舍，只能运用简单的算术分析作退却式的防守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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