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是丹东说过：“当一个社会某个人或组织的德行和智慧被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时，这个民族离文明就还很遥远”。由此，当一个时代把某种个人意志或集团的意识形态内化为时代的整合认知和精神谱系时，其话语权必然将个人或集团的判定和价值指向通过其控制力对民间的原生语汇进行深度的精神殖民和强制性的文化解构，从而将原生的多元化谱系彻底剪除，迫使人们被动接受强势的言说方式和思维定向，最终将原生态和自组织长期演化而来的赖以维持其进化支撑系统的本位文化和观念意识、以及其沿革逻辑全方位否弃，这种人类史上的精神位移和价值拓荒曾引发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肉搏冲突，但最后都无一例外地以弱势者的激械和屈从而结束。古埃及巴比伦、克里特、小亚细亚以及印度次大陆和印第安文明的陆沉湮灭，都是这种犹如地质裂变般不可抗拒的精神与肉体的不对称角逐从而消褪于历史视野之中成为现代考古的索解悬案。
   所以，当我们困惑于某些古老文明在历史之链中缺环而发思古之幽情时，猩红的夕阳下荒老的残恒，仿佛以一种低回而显苍凉的曲式向我们传递出几许悲凉与无奈，绵延薪传的人类悲歌木纳地透出被放逐的廖落感，那种诺瓦利斯：“怀着浓浓的乡愁到处寻找家园的苦况”，隐含了人类始终“在路上”的宿命“永远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语）守望老家而不得归的精神漂移，使人类永恒地追述着对“过去”的牵挂，终而演绎出沉郁恢宏的史诗想象；《奥德修斯》、《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这些诗性的想象似乎能在审美陶醉中消解“回家”的焦虑感，从而升华为哲学式的终极求诉和命运关怀的深彻忧思。无根的文化犹如转基因生物制品，其形式上的模拟效应，虽则能直观上感触其存在的表征意义，但其内在的物理结构由于外力（非自然进化）的介入而失却了其系统本身的机能，扭曲抑或违逆了其自然法则和伦理秩序，这就必然衍生出一种次级或亚性的文化变种，使其不能成为异质文化的血缘同胞，又不能完全与原生母体断脐自成一统，犹如南美洲现住民和遍及各国的移民后裔中常有的种群归属焦虑和惶惑，文化本位的不确定性使其既有对所在地文化价值的本能拒斥，又对自身血缘依皈之所的价值谱系葆有疏离感，无所依傍的精神流浪只能通过文学式的想象和言说进行心理和情感的自慰，“寻根”也就内化为一种颇具救赎感的精神反抗而成为文学性叙事的言说主题。
    然而，反抗的无意义性似乎佛偈的符咒，命定了人类这种永恒失败而又始终不渝的“西西佛式”悲情，犹如对神的物理性排拒始终拂不去对不可知命运的敬意和心理关照，暗弱的头脑还会思考存在的意义，但明慧的思想不能不审视自身的处境而进行精神远游，犹如生物因子必然进行代际遗传一样，精神的殖民和文化的霸权虽则外在地抑制了人们对原生态的复辟冲动，但其内存的基质始终在进行自我再造，从而在精神的秩序之中寻求一切可能的水土，滋生新的种群、孕育新的文化，以此表现出的顽强性和坚韧性，在人类历史上演绎了无数的惨裂悲剧。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中某些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诉求和地缘性文化抗拒就是最好的注脚。
    我们姑且不对这种人类精神的恋母情结进行道德判断，也不去对这种抗争中某些极端主义的原始性和残酷性进行现代意义的文化诠释，但就人类对原有精神谱系的本能皈依上所表现出的符合其文化伦理的执着，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文化专制和精神移植在人类生存系统中由于有悖于人的本质属性而显示出自身的缺陷和不道德感。故此，那种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或政治暴力推行的精神殖民，在与通过千万年进化而来的原生宗教、哲学、文化的伦理构制进行角逐的过程中，尽管其拥有看似强大的整合霸权，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围猎攻击，但原生文化中的多元共生性，使其总会以某种草根的力量进行边缘性散兵游勇式的精神游击，从而为其文化母体的基因血脉提供遗传的种子，也使其湮灭以后的内心复活有了诉求的指归。

    生物进化的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种群演化的参照图式，任何物种的存在及其所派生出的精神活动都有其相关的“路径依赖”，都不能超离于与之相关的自然、水土以及种群进化的内在秩序和物理特质，这种自然神力经营的结构模式本身的内在规律是在千万年的自下而上法则中由内而外的合力形成的优化选择，其本身的独立自在性，尽管会因某种外力的干涉而出现局部的变异，但其依赖的本质构造却不是次生性技术所能彻底改变的，任何异质文明的嵌入都必然使其出现本能的警觉从而产生排拒力。这种文化殖民的努力，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的选择，都必然激起内部的结构性冲突，前者如俄国彼德大帝改革引发的东西方价值选择论争；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激起的中西文化的体用优劣之辩，后者如时下的伊斯兰神权坚守和世俗化运动的冲突……，都无一例外地引出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的系统性结构松驰，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原有的元素与异质文明的此消彼长，这种犹如自然选择般严酷的优化逸选上演了一部部强弱争势的活剧、也注定了人类必将沿此逻辑一路纠缠下去。
    如果说，优化选择符合“进化”原则，在人类早期由于相对的时空限定而不能建立基于道德的评价准则和考量机制予以某些宽容和谅解，并承认这种残酷性还有某些合理性历史因果的话，那么在现代条件下的以民族主义或集团利益为名而实际厉行的专制主义和文化暴力则不能因其具有强势的文治武功而予以道义的规避和原宥，反之，我们更应该在建基于人道、人权和人类和谐共生的价值原则上对那些依特权和智力优势而进行的种群、集团和个体压迫，由此而编制的精神帝国主义给予人的剥夺和奴役都应报以颠覆性的抵制和批判，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符合人类自身以及自然和谐共存的伦理机制，在更广泛的意义范围以柔性和刚性的法理精神和道义准则构筑出一个具有多元种群和个人能够充分表达其物质和精神诉求的现代道统和法统，从而有效地节制极权主义和蒙昧主义挟“国家、民族”这些颇具感召力的幌子大行反人类之举的暴行，同时充分运用不同种群和个人中那些积极因素并将其升华为多元互动的精神资源以促进人类共同的发展，使长期专制下失语的人们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话语权进行自在和他在的表达，运用自己的判断进行自我价值的思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