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开枪以后，我站出来抗议镇压。抗议招致迫害，我又以起诉对付迫害。我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名义下，利用合法的程序，谴责镇压人民的暴行，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历时三年多。我争得了被剥夺的出国的权利，应邀来到美国。
    当年，我的发言和演讲曾在民间口头流传，我的法律文书被大量复印。国内的朋友们多次带信来，希望将这些材料结集出版，以便研究和传播合法斗争的经验。现在事情又过去三年多了。检阅书稿，惊奇地发现，居然还没有过时。这就是说，产生这些材料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在社会科学方面，时间上、空间上的远距离观察，反而看得更清楚。
    “六四”以后，我处心积虑一步步地走向法庭。当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时，王蒙已先我上了法庭。王蒙的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被《文艺报》的文章批评为影射攻击邓小平。王蒙告《文艺报》主编郑伯农等人对他诬陷。但王蒙的诉状只是与郑伯农等人比对邓小平的忠诚。没有其他的意义，不过是为了一碗“坚硬的稀粥”而已。
    我在诉讼过程中，确立了一个命题：共产党违法。提出“共产党违法案”，是我的小小的发明；但我并不拥有专利，希望更多的人来推广运用。
    提出“共产党违法案”的意义在于：

    第一，把法的权威置于共产党的权威之上；
    第二，反党无罪；
    第三，对共产党违法必须依法处置。
    如果将这些意义加以扩充，必将动摇一党专权的根基。
    常人欲求自己的著作不朽，我却希望这本书很快过时。根据中国的现实，人们对本书不再感兴趣，比之对本书大加赞扬，更使我欣慰。
   
   1996年1月
   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