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出版作为“党的喉舌”，不仅发出党的声音，还要控制别人的声音。不是党的声音也是党愿意听的声音，于是就“舆论一律”了。
    控制舆论的方针叫做“把握舆论导向”，“把握舆论导向”的执行机关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所谓“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反对和压制某些舆论。根据毛泽东留传下来的植物分类学，将所有的舆论分为两类，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是毒草，必须锄掉；社会主义舆论阵地就成了香花满园。其实，在花草之间至少可以分四类，而不是两类，除了香花和毒草，还有不香的花和无毒的草，更何况还有不开花、不是草和既开花、又是草的植物。带上这种简单僵化的二分法的有色眼镜，自然界的多种多样多姿多彩，一概不见了。社会舆论的自然状态也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正像自然界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社会舆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
    社会舆论是怎样形成的？社会舆论形成于“思想言论的自由市场”。“思想言论自由市场”的理论是著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s）提出的。自由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民主政治是思想、言论、信息的自由市场。思想、言论、信息的真假、对错、美丑、善恶、优劣必须到自由市场上去见高低，按照竞争的原则，优胜劣败。个别人的思想言论进入自由市场，被人接受，物以类聚，形成不同的舆论。不同舆论的较量，逐渐形成主导的舆论。主导舆论的出现是以不同舆论的存在为条件，而不是压制、消灭不同舆论。不同舆论和主导舆论的形成都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自然过程。按照“把握舆论导向”形成的舆论，前提是假定一部分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而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事实证明，“把握舆论导向”的人，因为出于垄断的姿态，他们的思想言论水平往往比常人还要低。50年代的“大跃进”，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允许不同舆论竞争的话，何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灾难？
    “把握舆论导向”的根据不是思想言论本身的正确性，而是凭借政治权力。那么，政府是否有权控制舆论？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它的产生和存在取决于人民的同意，也可以说取决于公众舆论，选举则是公众舆论的数量化。人民授权就是舆论决定政府；政府决定舆论就不是人民授权。在中国，要人民“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党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这种制度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天生的教育者，一部分是命该的受教育者。所以，教育者必须为受教育者“把握舆论导向”。舆论决定政府或政府决定舆论，这是两种制度的对立。
    舆论不一律，是社会的常态；“舆论一律”却是社会的变态。民主制度的存在正是以舆论多样化为条件。“舆论一律”是专制制度对人民精神上的强暴。上面是“一言堂”，政策是“一刀切”，下面是“一窝风”，全国上下总是“一边倒”；没有制约，没有灵活，没有交流，没有平衡。“舆论一律”从社会的变态渐成病态。

    舆论本来是不一律的，非要搞成一律，只有两种可能，不是盲从就是作假。
    盲从和作假首先严重腐蚀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有好处？
    统治者是喜欢别人盲从的，提倡盲从的人就会得到奖赏。50年代上海市市长柯庆施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结果，柯庆施得以提拔为政治局委员。60年代林彪鼓吹“紧跟毛主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结果，林彪成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垮台以後，出现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盲从者从一切都相信变成一切都不相信。原先的一切都相信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所以随风跟进，也很容易随风飘去。盲从的前提是追随的对象绝对正确，事实上不可能有绝对正确，只要一旦被人发现不是绝对正确，盲从者就会走向反面。所以，任何人物、政党、政府被人盲从不是好事，同时也潜伏着被人抛弃的危险。
    作假更不是好事。要求人们不发自己的声音而发党愿意听的声音，这就是演戏，根据剧情勾画脸谱、扮演角色，不作真人、不说真话。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人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剧场假相”的蒙蔽。所谓“舆论一律”就是由人们演戏产生的“剧场假相”。演戏的人是不会受蒙蔽的，受蒙蔽的是看戏的人，是对“剧场假相”表示欣赏、从中得到安慰的人。林彪上演“四个伟大”，毛泽东受骗最深。所以他後来恨恨地把“亲密战友”称作“政治骗子”。
    既然政府还要由人民来决定，人民发出什么舆论怎么能由政府来决定？政府决定舆论，舆论支持政府，不用选举，不会下台，有人认为这种巧妙的设计便能长治久安。实际上，“舆论一律”的制造者总是事与愿违，其後果不是长治久安，而是危机四伏。舆论不一律，社会矛盾得以及时揭露，导致政策改变以至政府更迭，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进行。这是民主制度的好处。“舆论一律”，掩盖矛盾，社会危机往往在不可预期的时间、意想不到的问题上突然爆发。齐奥塞斯库的一朝覆亡，苏联的顷刻瓦解，其实危机早已潜藏在“舆论一律”的迷雾之中。中国也经历过很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9年的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事件，有谁料到？不是连“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惊惶失措吗？“舆论一律”破坏了预警机制，政府也就失去了安全行事的保证。
    “舆论一律”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对政府也没有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