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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的中国心

   “不管祖国受到什麽创伤，不管它有多麽严重，都有医治的办法；而且办法就操在我自己的手里。因爲我相信这一点，我才能忍受我周围的烦恼，忧伤和侮辱。”

   ──泰戈尔（印度）

   我热爱家乡，热爱中国，爲生爲一名炎黄子孙而感骄傲和自豪，爲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伟大历史所感，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所醉，爲祖国锦秀壮丽的河山而动，时有爲中华民族之崛起奋力拼搏之激情，更有当今之世振兴中华舍我其谁之豪情，然而我并非天生的爱国者。

   儿时目睹的诸多屈辱事，少时身受的许多不平事，青年时期蒙受的不少悲愤事，使我大有去国离乡闯荡天涯之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从幼稚园始，直到大学毕业，虽然学业成绩优良，都从未当过‘学习委员’之类的‘干部’；在中学大学时代，虽身爲国家二级运动员，校田径队主力队员，各项体育运动的热心人，却无缘担任‘体育委员之类的官’；加入‘少先队’，我是首批；参加‘红小兵’，则是最后一名；直至高中毕业之际，才成爲‘红卫兵’；共青团则是在上山下乡，义务管理了200棵果树初见成效之后，方被恩准。我唯一的当‘官’经历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但该官职却是一个伤我最深的老师封的。（直到考上大学，我才原谅他！）若说我从未有过当官之望，那是假话；如果说我不是当‘头’的料子，那并非实情；尤其令我心灰意冷，悲愤绝望的是，87年、90年两次考取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却两次被政审中的断言“此人不宜从事涉外工作…此人思想…攻击民主制度，…不满…”而被剥夺深造之权。

   我不喜欢，或说厌恶那些整人、压制人者，那是千真万确之事，不满那些慌谬绝伦的政策、观念、做法，倒也是事实，但我从未怪罪于祖国。既然国内各大学院校均将我拒之门外，那可怕的，不爲当事人所知晓内容的档案，如幽灵伴随左右，使得长期唯命是听的人事部门官员，见我如遇蛇蝎，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敢用我。是故，吾想出国留学当属人之常情。可却连续二年被剥夺考托福之权！连续四年被剥夺考司法部赴英国进修之权！

   1993年2月25日，我只身飞越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处理一起国际商事仲裁争议，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几乎所有亲朋好友异口同声“机会难得，不要回来了！”由我担此重任，是当时的侯立主任力争的结果。司法厅领导、政治处负责人，许多关心侯立，也关注我的好事者，几乎衆口一词：“让郭国汀出国，他肯定不会回来，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侯立却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我们都是干大事业者，我们的事业在中国！”苏询在《御将》中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应当说，侯立作爲中国律师中的帅才，是很懂得御将之术的，他既有信又有智。我虽自以爲是名贤才将，岂能逃脱之。其实，赴加之际，我已在思想、心理、物质方面均已作好从此一去不返的准备。

   当我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登上飞往日本东京的波音747国际班机，直至飞机离地起飞后，一颗悬挂半空中的心才算落下，看来准许我出国不是做梦。试想想，一个连考试资格都没有连深造都不准的四等公民，竟然可以昂首挺胸跨出国门，当时那种欣喜之情难于言表。望著窗外的云海，一望无际的蔚兰色天宇，我思绪起伏，浮想连篇。往事历历在目，一桩桩、一件件。……

   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是在六岁那年结束的。一年级开始，每学期入学都得填表，家庭出身：地主。政治面貌：参加过国民党。从此我再也不敢把表格给同学们看。每每自渐形秽，在人前擡不起头来。每当小朋友吵架，就有人骂“地主仔！”那种矮人一头的感觉，逼使得我夹著尾巴做人。班干均是贫下中农子弟，诸如，打铁的、伙房的、看门的、小贩的子女。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盛极一时，可苦了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

   从小学三年级始，每逢春耕、夏收夏种，我们都得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插秧、割稻什麽的。当时的班主任Q老师是个刚从师范毕业不久的青年人，满脑子政治、动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时不时批判这思想，那主义的，说是要把政治空气搞浓浓的。他给三名班干封了个“阶级斗争的小闯将”、“革命的老黄牛。”我们班在Q老师的熏陶下，个个都是写批判文章的能手。当时的批林批孔，什麽贫下中农学哲学、批孔夫子、上讲台，在我们班都搞得红红火火。 副班长还写了篇“红小兵学讲哲学”的文章在福建日报刊载，很是风光了一阵。

   一日，Q老师在讲台上语文课，我却在台下画了一艘军舰，正当我埋头作画之时，同桌的“阶级斗争小闯将”一把将我的画夺过去，交给老师，他盯了我一眼，回过头继续他的板书。我心想，坏了，这军舰画得不够好，于是我又专注地画了一架战斗机！此时Q冷不防走到我身边，抢过画页，一把将我拎上讲台站立一边。接著Q发表了一番令我惊心动魄的演讲：“同学们，现在召开现场批斗会。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日日讲、年年讲，今天发生的事，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郭国汀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后代。他丑画解放军、军舰画得歪歪斜斜，还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画飞机。不思改悔，好在现在已经解放，如果在旧社会，他肯定是坐看国民党的军舰开著国民党的飞机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年仅12岁的我，可怜站在一旁只有落泪的份。Q的这番话，可把我吓坏了，此种当衆羞辱，对我那幼小、单纯的心灵伤害之大、之深，可想而知。从此我不再拿画笔！同时，我对Q恨之入骨，暗暗发誓一辈子不理他。可事后不久，一次考试我语文、数学得了双百！Q当即封我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这可是我在整个学生时代当过的唯一的官呵。余以爲：爲师者，爱生是本份，激励、鼓励学生进学是正道，断不可以貌取人以势压人，更不可轻易伤学生的自尊。尊师爱生，师道尊严，应是相互的，惟有爱生，方能获得尊师，师不爱生而生尊师者，未尝闻也。平心而论，Q是个颇有才华的老师，讲课生动活泼，课外活动亦搞得有声有色，班上同学大多能言善辩恐得益于他不少。77年恢复高考后，班上同学们皆拜其爲师补习。唯吾偏偏从不求教,故同学们一个个都考取大学我则连续考了四年方成。而Q如今已成爲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副校长。

   转眼间飞机已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望著富丽堂皇的候机厅、洁静明朗的休息室，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不暇接，叹爲观止。在成田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我又登上由东京直飞温哥华的日航班机，因我不吸烟，结果被安排坐头等舱，身边坐著一位前往温哥华旅游的幸子小姐，她长得清纯可爱，身材苗条婀娜，声音轻柔可人，举止大方端庄。她以爲我是日本人，用日语问候我“I am Chinese.”我只得用英文答话，她说她正在学汉语，很喜欢中国，我们便用英语谈起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山川河流名胜，不知不觉已近夜间12点。一路上日航空姐服务殷勤有加，笑容可掬给人以温馨、宾至如归之感。不一会幸子小姐困了，我便戴上耳机听轻音乐，正当我也想入眠之际，偶看机窗外，署光万丈已是白天来临，顿时睡意全消，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初一时，正值文革高潮，小学也办起了初中班，Q又成爲我们的班主任。一日全校举办乒乓球选拔赛，结果我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可集训名单一下，偏没有我这个冠军。那个时代，因爲你出身被认爲“不好”，人们也就名正言顺地剥夺你升学、参军、招工、入党，甚至参赛等资格。我成了没有权利可言的四等公民。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甚至从未见过祖父，可他却可以影响决定我的一生。再说父亲明明是国家干部，爲何我的家庭出身非得填地主？真令我深感迷惑不解。

   我家世代经商读书，太曾祖之父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家乡盖了占地近五亩的深宅大院，太曾祖承祖业经商于江西、福州等地，后经营失败，回家吃老本；曾祖是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后因染上抽鸦片，结果卖光了祖遗産业，使家道中落；祖父念书至13岁不得不中途缀学到商店当学徒，后升爲店员与人合股经商，发了点小财在家乡买了九亩地，父亲也得以求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29年红军在龙岩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分田地打土豪，祖父自然成了斗争物件，九亩土地被分给农民耕耘。祖父则逃往厦门、漳州一带经商直至解放。1954年龙岩进行民主补课，对于在1929年未被斗争清算的地主重新进行民主补课，结果祖父又被评爲地主，房産均被没收，尽管他自1929年始，从未收过分文那九亩地的地租，按土改法是不能再评爲地主的，父亲不服，写了一份申诉书给龙岩县政府，反而招来“爲地主阶级翻案”的罪名。这顶地主帽子一戴就随祖父入西天，并由我们全家继承直至1979年，龙岩县政府一纸公文宣布撤销1954年之民主补课，祖父成份被改爲中农。然而这顶地主帽子，使得父亲自50年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官越当越小，由科长而股长，竟至于1971年被扫地出门。可怜他堂堂大学生竟回家乡当了一名靠进城挑大粪维持生计的农夫。兄姐六人的升学、招工、招干、入党全大受影响。别人下乡两年便可招工、参军、入学，而我的兄姐最短的下乡五年，最长的近十年。惟有我赶上未班车，算是不负衆望杀出了一条血路。若非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务实理论，也就没有郭国汀的今天。

   吾以爲那种以出身论人、任人、用人之政策是十分荒谬的，以阶级成份来划分好人、坏人、朋友、敌人、可信、可用之人更是毫无根据。富人中有很坏的、残忍、贪婪、自私、缺人道者固是事实，然而富人中亦不乏有豪杰、英雄、仁慈、善良、仁人、君子、志士，陈家庚是个典范，他倾其所有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对中华民族之巨大贡献岂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伟大的人格精神光耀神州，留芳百世当不爲过。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近代之梁啓超、谭嗣同皆可佐证，今之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均投钜资办教育，可谓善矣。穷人中当然有许多志士仁人，爲祖国的解放，革命先烈中有多少穷人出身的战士、抛头洒血、义无反顾、英勇献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穷人中的坏蛋，坏起来比任何恶棍有过之无不及，象杜月笙、黄金荣之流，早年也均爲一文不名的流氓，日后靠横、狠、残、骗、刁发家致富，穷才是罪恶的根源。是故，吾以爲人类的好坏、善恶，并非天生的也非取决于家庭出身而是取决于后天的教育。一般而言，越有知识、文化者，越善良，盖教育使人增加人道而摆脱兽性。知识份子及广大的各界精英人士，无论其是否有学历或学历高低，才是国家的栋梁。可谓360行，行行出状元，虽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知识份子亦有败类，但岂能因噎废食以点否面。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论，真是荒谬绝伦！实际上，翻开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履历，不难发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大多是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大多是大知识份子，毛泽东自己承认是富农家庭，周恩来、刘少奇皆爲大地主家庭出身，张国涛、李维汉、章伯龙、陈独秀、瞿秋白、董必武均爲富家子弟，陈毅、朱德、彭真、彭德怀、林彪，不也是有产阶级家庭出身。其根源正在于他们有条件受教育，受教育后方有知识、有文化；有知识、文化后方有思想知书识礼，鉴古论今，能比较、鉴别、分析、总结，进而知真假、辩善恶，识好、坏。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莫不发现革命运动的萌芽皆源于学生运动，而学生们又直接受导师们的点拔，惟学生们有文化、有思想、无负担，固能奋不顾身，担起革命先驱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