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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产争议案代理词
析产争议案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接受吴永方、吴永升之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今天到庭参与本案一审诉讼活动。通过走访有关单位及知情者，取得了大量证据，上午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本人对全案有了全面的了解。本代理人认为：原告的主张是公平、合理、合法的，我们向法庭提交的第1至第25号证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法庭调查则进一步核实了此点。相反，被告的主张既不公平、又不合理、更不合法。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是证明不了问题（如附件1、2、3），就是虚假的、伪造的（如附件4、5），被告的辩解则是建立在无视事实，缺乏证据，脱离法律之基础上的。本案讼争的焦点乃是：1941年到底有没有对水东街54号房产进行分割？兹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判决时参考。
一、 讼争的水东街54号房产从未经过分割
法庭调查业已查明：吴濯庭生前共有房产六处，即吴自建的水东街54号、55号、56号；吴向他人典入的新丰街104号；吴继承吴嵩年的南大街105号和54号（见证据17、证据20第四页），除水东街54号以外，其它房产从未经分割，这已为双方不争之事实。
被告在答辩状中辩称：房屋早在1941年就由吴濯庭作了分割，因当时其已有三子三女，故分得居住管业的房间最多，计八间一厨。在今天的法庭调查中被告再次作如是说。我们向法庭提交的大量证据证实，被告的这一辩解纯属谎言。
从情理上看，依长汀的风俗习惯，要分家析产，都是由亲房叔、伯共同见证、立分关簿，将各房分得之财产登记得清楚明白，而且均是对所有的财产进行分割。而1941年时吴濯庭便拥有上述六处房产，因而不可能仅就水东街54号进行分割。
从证据上分析，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用于证明1941年已对水东街54号进行了分割，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也未证实分割之事。反之，被告方的证人吴大康确证实：吴家过去没有分家析产（见证据19），尽管原、被告均承认自1941年始，已分为三家各自谋生（见证据20），但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分家析产。原告方证人梁井金（见证据3）、李炳荣（见证据6）、曾庆鸣（见证据7）、吴大鑫（见证据15）、戴荣模（见证据16）均证实讼争房未经分割。此外，原、被告双方在1966年社教时均填写成份申报表：“有自住房屋半所。”而魏辅庭所填写成分申请表亦称：房屋已分给二个儿子各住半所（见证据20），这从侧面证实被告的所谓1941年已分割之说不真实。若1941年被告果真多分得房产，也就不存在“各有房屋半所了”。
就事实而言，被告曾试图以其子女多来说明其1941年分得8间1厨的理由。现已查明1941年被告仅有三子一女，而该女被告亦当庭承认于出生后不到百日便已送人（见证据20第2页），也即，当时被告仅有五口人，而原告当时同样也有五口人（其中原告吴永方的胞弟后夭折）。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水东街54号于1939年6月已被日本习机炸毁（见长汀县志第一册（大事志）第27页），证人吴大鑫的证言（证据15）、戴荣模的证词（证据16）以及原告之父吴子衡于1957年写的亲笔自传中的记载均证实了讼争房被炸毁之事实。而被告今天亦当庭承认了这一事实。吴家诸人在房被炸后，举家迁居至新丰街典入的郑屋居住，直到1945年才迁回讼争屋居住，而水东街54号实际上是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才重新建成（见证据9、15、16）。因此，原、被告与吴濯庭夫妇分家各自谋生实际上是在新丰街的郑屋，1941年时水东街54号仍是空地，按被告的说法，必然是对宅基地进行分割，这显然是十分谎谬的。
二、 讼争房产属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
如上所述，讼争房迄今尚未分割，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视为共同共有”。在本案中，吴濯庭夫妇死后，原被告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反之，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表明双方为房产分割之事，长期争吵不和，甚至发展到打架，而讼争的六处房产均未经分割，因此本案讼争房产均属于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又查最高人民法院民他字（1987）第12号“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因此，本案系对双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析产、分割的纠纷。
三、 关于被告单方赎回新丰街104号的问题
前已述及新丰街104号系吴濯庭之遗产，因而也属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明文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被告已当庭承认其单方向官梅生赎房，证人官梅生、官炳旺证实吴日新并未征得原告方同意而单方取赎（证据2、21）。被告吴永源当庭承认事后原告曾“侧面”提出要求支付一半的赎房款。事实上原告对被告单方赎房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均是不同意的。早在1982年原告即正式向长汀县法院起诉，指责了被告采取欺诈手段单方取赎的做法，要求平分新丰街104号之产权（见1982年诉状，证据14），至于被告的证人严玉书并未证明什么（见证据22）。本代理人认为：被告单方赎房应视为代表共同共有人原告所为，依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0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之规定，新丰街104号房产权理应由原、被告双方平分。原告应支付被告475元，同时被告应将自1982年赎回新丰街104号房产出租所得租金的一半返还给原告。
四、 关于被告主张多分房产的问题
继承法第13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继承法》第14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因而主张多分遗产的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二则必须是继承人。至于其他人要分遗产则须是扶养较多的人。
被告为了多占房产在答辩状中及今天的法庭调查中编造了吴永源于1964年至1967年与魏辅庭共同生活的谎言。证人梁井金（证据3）、官炳旺（证据21）、戴汉声（证据5）、李炳荣（证据6）、曾庆鸿（证据7）、罗玉华、官秋林（证据8）均证实：吴永源从未与魏辅庭共同生活；被告方证人汤泽生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被告之附件4及证据24）。例如，原告自已说他1964年开始与魏辅庭共同生活居住，汤泽生在1990年2月的证词中说是“1963年结婚后同祖母共同生活居住”，而1990年7月25日又说是1961年或1962年的事。汤还说，魏辅庭是在后栋楼上或楼下居住，而实际上她一直都是在前栋楼上居住直至去世。汤还承认此种说法是“自已的看法，是解释”。被告之附件5“程府狗屡妹”的证词更是一派胡言（证据23）。查长汀社教工作团1966年12月24日制作的“阶级成分申报表，编号17”第58页记载：“关于评定吴日新商业资本家家庭成分的报告”：“母：魏辅庭现分居，这次评地主”。第222页：“关于评定魏辅庭地主家庭成分的报告，魏辅庭——她现在一个人生活，与子吴日新分居，她现有房屋五所，每年收租金180元”。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根本不存在吴永源与其祖母共同生活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吴永源夫妇与吴日新分开生活的真实原因乃是，“丘慰清与永源的妹妹口角，进而与其婆婆口角（证据23），并非如被告自称的那样“照顾和赡养，老有所靠。”而且，当时永源夫妇工资低微，1964年又生了孩子，而魏辅庭则每月有50余元的生活费，这正是她不愿意与子孙一起共同生活的真实原因。
吴永芬每月有寄5元给祖父母，年节则寄8元倒是事实；吴永方则每月有寄10元给祖父母，永升则断续有给祖父母3至5元。但这仅是晚辈孝敬老人的一点心意。事实上，也远非魏辅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证据表明：魏辅庭当年有固定租金收入每年至少180元；1961年卖水东街60号得款数百元；1962年出典南大街9号得典价300余元；1961年将新丰街92号转典得款1860元；以上三项合计至少得款2600元；平均（1961-1967）每年有433元，外加固定每年180元租金收入，其一个人每年有610元，即每月平均有50余元的生活费，而当年大米仅9分一斤，由此可见其生活完全由自已解决措措有余，而且生活水平之高远非其子孙家庭可比（证据20）。这一事实本身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其愿与子孙一起生活的心理。
此外，被告还辩称：吴濯庭、魏辅庭的丧事均由吴日新一手料理，经济上绝大部分由其承担。1972年迁坟原告不予料理。而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12足以证实，无论是丧事，还是迁坟的费用均是两房平分的，事实上这些费用也是吴濯庭夫妇的，以致在最后结算时，两房人还各自分回4。90元。证据10证实迁坟之事并非如被告所言，当时永方在武汉工作，永升则在农村中学，故永升从农村特请了工人到城里来迁坟，只因其舅母的坟马上要被清除，故待迁完其舅母的坟再去迁祖父母的坟时，发现已被他人迁走（证据10）。因此，被告指责原告虐待祖父母毫无根据。
五、 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障碍
被告在其答辩状及今天的法庭辩论中反复强调，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如前所述，本案讼争房产实际上在吴濯庭及魏辅庭去世后便已由原、被告双方共同继承，从性质上讲已成为双方共同共有财产。由于迄今未作分割，故谈不上谁侵权的问题，当然时效也就无从谈起。有关此点，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已有明确规定。而且实际上自魏辅庭去世后，原、被告双方纷争不断，有案可查的原告已于1977年、1982年、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先后五次正式起诉，请求法院主持分割共有财产。我们向法庭提交的吴永方给其母及吴日新的七封信（1981-1984年间），亦可证实双方一直存在纠纷，至于口头要求更是不计其数。因而被告的所谓“原告从未有异议”之说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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