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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坎坷律师路(8)：不得不说的故事──精神病患者
郭国汀坎坷律师路(8)：不得不说的故事──精神病患者
作者：郭国汀
【大纪元8月17日讯】“失去了伴侣，神魂儿两相离，眼望秋去冬已来临，雪花儿飘飘飞，世上人却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的心象花儿凋谢，随风飘飘飞。”
──知青之歌
亲爱的读者们，请允许我浪费你们一点宝贵的时间，耐心地读完我的自述，如果它能唤醒沈睡的精神，激励斗志，弘扬真善美，我将感到万分高兴；若它能给沈闷的生活带来活泼，促人思索，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我亦感满足；若它招致批评，我将感谢任何有价值的指点。虽然本节包括《知青岁月》一节所述的故事似乎与《坎坷律师路》文不对题，然而我的律师路之所以坎坷，实与我的经历密切相关，与我成为一名诚实、负责、勤奋的学者型大律师之誓言更是密不可分。是故敬请各位读者耐心点。
题头这首曲调忧伤、歌词悲怆的歌曲，是我当年最爱唱的歌之一，当年我于黄昏站在那荒凉空旷的黄泥岗上，倾注情感唱这首歌时，还真能感动自己。但我做梦也想不到，8年后，我却在四平精神病院，面对自己悲惨的身世，离奇的遭遇，以悲哀的心声再度吟唱这首动人心弦的歌。
从一名被剥夺升学权利的“黑五类”子弟，一名在穷乡僻壤毫无前途可言的下乡知青，一名走村串户的小木匠，到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的国际法专业学生，那真是一步登天；而从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首届国际环境法专业最有希望的研究生候选人变成精神病院的“病人”，又实乃从天堂入地域之旅！
接到入学通知书那一瞬，我高兴得当街一跳三尺高，大有范进中举时的情景。
经三天三夜的火车旅行，我来到美丽的长春。一切都是那麽新鲜，那麽激动人心，我是国际法班30位同学中唯一下过乡、当过教师、工人的大哥。按理说我应阅历丰富、城府较深才是。可是恰恰相反，实际上，我是最单纯、天真、幼稚的一位。也许我天生性格善良、诚实，迄今我的心理年龄仍只有20岁，真是长不大的老顽童。
刚开始上课时，记得是一位颇有儒者风度的副教授讲法理，一节课下来往往才讲了几页，若自己阅读不消一天就能把整本书读一遍。党史我仅听了一次课便不再上课，原因是连续四次高考我早已把党史背得滚瓜烂熟；为此老师狠狠地整我，令我补考了两次才放过我。大约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我便对当时大学授课方式不以为然，于是往往还未开课，我已先将教材通读一遍后搁置一边，上课在桌下看其他课外书，课余则全泡在校图书馆。我深知大学生活来之不易，因而倍加珍惜，每日5点半准时起床，跑步半小时后到图书馆早读，中午在图书馆休息10分钟后又开始午读，晚上则最后一名离开图书馆，夜里还打著手电在被窝里读一条《牛津法律指南》的法律概念。除每周三下午校田径队训练外，四年如一日的苦读，使我由一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员成为一名小有知识、略有思维、富于想象、有独立思想的人。
高中阶段整天学工学农学医学军，我又一心想当专业长跑运动员，因而读书极少，各种知识相当贫乏，以致闹出一则借“人间喜剧”的笑话。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巴尔扎克96部社会小说的总称，当图书馆小姐面带嘲讽微笑著问我到底要借哪一部人间喜剧时，我恨不能就地挖个地洞钻进去。
入大学的第一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学英语上，读遍了图书馆内所有的等级读物后，又读了十几部原版小说，并于次年决定考国际公法研究生，开始读法学原著。约读了十几部国际公法、私法、商法的英文原著后，我便扩大阅读面，借了不少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方面的英文原著，由似懂非懂进入稍懂、初通，进而引起自己思考，任思绪在思维的自由王国纵情驰骋，那种愉悦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第三年，我又决定改考国际私法研究生。在通读了几部私法英文专著后，我认为在中国研究私法前途不大，因而再次决定改考国际环境法研究生。其间我又读了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诸如环境科学、生态学、普通物理、无数位物理、高等数学、环境医学等。恰好1984年的研考一改过去仅需考专业课而增加了16门法学基础课，因而1984年国际环境法专业研究生考试一共需考约30门课程。
当年的我体力壮如牛，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思维敏捷，因而临考前进入了应考的最佳状态，以致能过目不忘。恰在此时，由于我把自然科学基本原理与社会科学原理加以比较，经沈思细想竟发现哲学、法理教科书中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因而斗胆提出了许多假设，作了不少被认为出格的推论，以致一发不可收拾，闯入当年哲学、政治学、法学研究的禁区。之所以最后决定考国际环境法研究生，我的目的在于避开敏感的政治性、阶级性问题，因为我深知自己因家庭背景将得不到重用，不可能进外交部当外交官；而法律的政治性相当强，唯有环境法研究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法律关系。岂料我想逃离政治，却无意中被深深的卷进了政治漩涡，酿就了一出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历史悲剧，我因思考法律、政治、哲学、自然等基本问题，竟被误当作“精神分裂症”患者，实实在在的关进了精神病院！
我遭遇此灭顶之灾的原因在于我的虚荣心害了我：急于求成，生怕他人不知道自己的成功，不知道自己的“天才”。在仅仅发现问题阶段，我便迫不及待的公开自己的观点，实在是愚不可及。加之1984年尚处于思想较封闭状态，刚经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对“异化论”的批判等，因而不能容忍对传统理论的任何背离。此外因我当时最好的朋友过度热心（出卖），他明知道我想的是什麽，也明知我提出的那些论点的来龙去脉，竟向系领导汇报我精神失常！我却仍蒙在鼓里。而当那些领导及校医带著认定我已精神失常的有色眼镜来看我时，我仍沈浸在发现真理后的那种极度欣喜的精神状态之中，结局可想而知，被认定为精神分裂！我在劫难逃，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过了21天真正的精神病人生活。当时那种绝望令我刻骨铭心，那种沈重打击令我痛不欲生，我确想一死了之，事实上我体会了死亡的滋味。
入院当天，责任医生赵某交代护士：“防止他逃跑、自杀！”医生强迫我服下三颗白色的药丸，随即我便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发现自己四肢被绑在一张铁床上，失去了语言能力，庆幸的是脑袋还能思考。在我的央求下，一位九江籍的刘姓护士给我松了绑。在那难忘的21天里，刘护士给予了我十分难能可贵的关怀、照顾，她偷偷的给我纸和笔。为不使自己变成真疯子，我每天利用药效暂时停止作用的时间默写诗句，诸如：“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著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沈，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这些诗写出了我当时的心态。
住院以后，我的服药量日益增加，由每日12颗逐渐增加到24颗，我的大脑细胞、活跃的思维分子被扼杀殆尽。按精神分裂症的正常疗程，患者至少须经60天的所谓治疗才能康复！而且此种精神病预后效果极差，往往会二进、三进，直至坟墓。若我真的被治了60天，恐怕早已没有今日了！4年后我碰巧办理了一起醉酒性精神病人犯罪的案子，专门通读了《司法精神病学》一书，才了解到迄今所谓精神分裂症并无科学定义，只要思想异常均可能被认定之，这就为不少庸医误人子弟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的当事人早年身为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曾有过脑袋被炮弹炸伤的病例；转业后娶妻生子，有个幸福家庭。进入中年后期变得酗酒如命，常酒后毒打妻子，她不堪忍受以致老年离异。一天晚上，他独自喝了一瓶60度的高粱酒后于半夜2时摸黑走山路10公里来到一位叫花子夫妇家中，当著那丈夫的面竟欲对那睡里床的肮脏的叫花妻子非礼，那男叫花子敲诈他拿出500元私了未果而举报之，结果被以强奸罪（未遂）提起诉讼。我在研究了精神病学之后，提出了他是醉酒性精神状态下实施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而应对其进行治疗的辩护理由，并请求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遗憾的是法院驳回了我的请求，判处三年实刑。因我自己随后被取消律师资格，因而未能继续为其辩护，此实乃憾事。
经医院的“治疗”，出院时我由原来健壮如牛的田径运动员变得弱不禁风。院方开了两大瓶够吃40天的药，说是若不遵医嘱停药后果自负。然而自出院之日起，我便拒吃任何西药，我认定那些药是谋杀我脑细胞的祸首。可问题是我不吃药就24小时无法睡眠，头脑一片空白，记忆力几乎丧失殆尽，思维力几乎为零，与白痴差不了多少。那种不能思考又不能入眠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回到山青水秀的长汀城后，我每天强迫自己爬山跑步，迫使自己由肉体疲劳进而达到精神疲劳。这样一来，我果然每日能入眠一小时，继而两小时。经一个多月的调养，已恢复至每日能睡四小时，我便回到吉大参加了毕业论文等四门课程的考试。当时的法语老师建议给我及格让我免考，可我硬是坚持考了个中等。
回校后，许多认识我的人甚至友人均对我退避三舍，而有些陌生人则主动与我握手问候，令我哭笑不得。我试图为自己辩解，澄清事实，然而真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般越描越黑。我意识到自己已臭名远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于是再次躲进图书馆，平心静气的重读哲学思想史。读后我欣喜的发现自己那些视为异端的观点，竟是几千年来古今中外哲学家们争论不休，没有统一定论的人类基本问题，我三日三夜不吃不睡闭门沈思的许多观点竟与古代先贤们不谋而合，这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无辜，也坚信自己一定能东山再起。同时我改变了策略，先成名成家，待用知识充分武装自己以后再研究这些哲学问题不迟，否则人微言轻，人们很难接受你的观点。其实，迄今每当我想起当年那些使我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命题时，我都会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能令一个人三天三夜不吃不睡思考的命题，肯定不是油烟酱醋等日常问题。不少朋友劝我放弃思考那些危险的问题，说：“哲学深奥莫测，几千年来那麽多大哲学家都无法解决，哪能那麽容易就被你解决了呢？更何况你又如何去证明你提出的那些命题呢？”我深知这些忠告的理性，不过暂时证明不了问题，岂能与精神病相提并论？迄今仍有不少同学认定我曾是精神病，当然心态不一，误解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看笑话者有之，持怀疑态度者有之；理解、支持者却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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