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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2005年1月)
·与江泽民反政治改革路线彻底决裂!——变SARS危机为政治体制改革契机(2003年5月)
·体制外压力与政治体制改革(2003年3月)
·孤立中共党内反动派,粉碎江氏复辟终身制(2002年1月)
·讨伐当今袁世凯--江泽民,强力粉碎终身制复辟政变(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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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泽民反政治改革路线彻底决裂!——变SARS危机为政治体制改革契机(2003年5月)

   

   

   一场大祸从天而降,SARS危机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那些说惯了假话的官僚,唱惯了颂歌的媒体,突然之间便直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原本以为一切照惯性运转便可美滋滋奔小康的如意算盘受到质疑;原本以为只要垄断信息天就塌不下来的控制手段遭致挑战。如果说SARS瘟疫的爆发是难以逆料的天灾,那么封锁疫情、谎言欺世达数月之久则是不折不扣的人祸。今天,在SARS病毒仍然肆虐中华大地、在国人横遭全世界侧目而视的时刻,我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祸,正是为祸甚烈的制度性人祸,才使得这场本当被扑灭于萌芽状态的天灾是怎样成倍地放大,并祸及全国、殃及世界的。

   现在是痛定思痛,对中国的“人祸”之制度性根源作出反思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对谎报疫情、掩饰危机的官员要重罚。仅仅罢黜两个京官还不够,对去冬今春那些封锁疫情、压制媒体,使中国、使世界失去了最可宝贵控制瘟疫第一时间的始作俑者,不管他是在地方还是中央,也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均应依法予以追究。但更根本的,则是从现在起,就在这万众一心抗击SARS的危机时刻,就在这众志成城抵抗天灾人祸的紧急关头,应不失时机地凭借举国上下共度时艰之强大民意,开始反思我们那已沉疴绵延的诱导说谎和被迫说谎的政治制度;开始反思我们这稍有风浪就人心惶惶、进退失据之危机深重的政治制度了。

   江泽民不是要人们大颂以他为核心的十三年么?他不是自吹自擂他本人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么?现在可好了,这个SARS危机,就是江泽民为确保他复辟终身制,登临太上宝座之“稳定”而送给全国人民的“大礼”。难道广东去冬今春的隐瞒疫情,不是“江泽民十三年”中所隐瞒的成千上万桩的灾情中的一桩?难道张文康的公然说谎,不是“江泽民十三年”中所说出来的成千上万个欺世谎言中的一个?今天,正以全民恐慌构成中国稳定之巨大威胁的SARS危机,难道不正是“江泽民十三年”以稳定压倒一切钳制舆论的恶果?眼下,已无可挽回地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的SARS危机,难道不正是“江泽民十三年”跛脚经济改革的归宿?

   江泽民路线的要害,就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实下拼命地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路线,就是一条反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反现代政治文明的路线。在这条政治上开历史倒车路线的主导下,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颇为活跃的政治改革讨论被中止了,而代之以个人崇拜、终身制的死灰复燃。在这条政治上开历史倒车路线的主导下,中华民族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飞跃的势头被遏制了,而代之以全民族的思想禁锢、思想犬儒、思想沉沦和思想颓废。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即那位既是苏共思想解放的第一位推手,又是镇压布达佩斯革命的刽子手和柏林墙的构筑者,那么,江泽民就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即那位让苏联政治改革进程整整冬眠了十八个年头的僵化党魁。

   事实证明,如果说今天中国SARS危机的大爆发,政府钳制舆论难辞其咎,那么江泽民就是这场“人祸”的总祸根。

   江泽民不是常说中国人的人权主要是指生命权和生存权么?但这次SARS危机却以其严酷无比的现实向国人证明:被剥夺了知情权的人民,其生命权、生存权是何等地没有保障!去年十一月,当瘟疫的凶焰已在广东某地悄然降临,江泽民体制的惯性运作却是隐瞒、隐瞒、再隐瞒。我们的父老乡亲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地病倒了;照顾的亲人,救治的医护急救人员也一批一批地倒下了,而我们的冠以“人民”头衔的政府却为着自身权位的“稳定”而刻意隐瞒疫情。面对着愈燃愈烈的瘟疫,环顾举国上下的冷漠,疫区的人民急了,于是才有相关的信息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中的民间自发传播,但随即却遭到追查“谣言”的厄运。广州一些不甘被扼住咽喉的有血性的记者、编辑实在忍无可忍,冲破禁令让疫情披露于报端,但很快却遭到整肃。真可谓苛政猛于虎!于是,在政府蓄意的隐瞒、封锁、误导和压制下,SARS烈焰借助着人祸的庇护,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终于将局部小灾酿成弥天大祸。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白衣战士,竟然在数月里对凶恶的SARS病毒没有警觉,疏于防护,才使得其在广东横冲直撞、攻城略地,直到北上攻陷首都、祸及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

   倘若这次瘟疫没有让“洋人”遭池鱼之殃,从而中国政府的颟顸与愚昧受到全球舆论持续的愤慨、谴责、羞辱和抵制;倘若这次瘟疫不是冲出国界,直接殃及外商的在华投资和贸易,倘若这次瘟疫没有直接伤及中国政府的颜面,那么试问,受SARS荼毒的中国人之命运又将如何?我们不敢设想,我们无从回答。但是有一点我们却知道,在过去,中国政府曾有过封锁饿殍数千万之巨信息的不良记录;在今天,中国政府仍然实施着视中国艾滋病病患人数、感染途径、社会后果为国家机密的不智政策,且这个政策的直接恶果便是在河南农村造就了一个个“艾滋村”和“艾滋孤儿”的人间惨剧。

   由此可见,人权,哪里仅仅是江泽民所说的“生存权”?它还必不可免地包括公共信息知情权、政治参与权和政治决策权……。从而,新闻自由,便实实在在与我们的生存乃至生命息息相关;政治改革,也实实在在离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并不遥远。以眼前的SARS危机为例:你要老百姓不“信谣传谣”,那你就得让中国人有凭良心说话的自由和免于恐惧道出实情的自由;你就得让公众媒体有独立于政府的采访自由和传播自由;你要老百姓在国家的危急关头不恐慌、与政府同心同德,那你政府平时就得以心换心取信于民。否则,危机时刻,人民就宁可信谣言也不信你政府了。更进一步,有朝一日,当中国各级官员的乌纱帽是真正拿在中国老百姓手中、要靠一票一票从人民手中来拜来数的时候,那么你即使不念叨什么“代表根本利益”的大空话,老百姓也不会再怕你拿谎言来欺负他们了。

   不会反思苦难命运的民族不是一个思维健全的民族,不愿正视严酷现实的民族更不是一个思维成熟的民族。如今当我们面对中华大地如火如荼的全民抗SARS而充满由衷敬意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胡温危机新政而击节大声叫好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沉痛反思和冷峻面对之历史重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人祸还远未中止,新政才刚刚起步。如果胡温新政不顺应民情、解放思想、在解决体制性人祸方面有大的突破和大的作为,那么,不仅难得的历史机遇将会从你们手指缝中溜掉,而且,让民众失望,失去强大民意的支持,就个人你们将难敌“太上皇党人”的反扑和清算,就国家则将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和动荡。

   所以,历经了SARS天灾人祸的中华民族,为着那些倒下的父老乡亲们得以安息,为着那些倒下的白衣战士的英灵得以瞑目,同时也为着日后中华大地不再发生由人祸推波助澜的天灾,不再发生为祸甚烈的制度性人祸,难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应当站出来,难道我们每一个知识菁英不应当站到前列,大声地向中国政府要新闻自由、大声地向中国共产党要政治改革吗?!

   总之,现在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下决心与江泽民的反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作彻底决裂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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