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自古以来，南京以其悠久的历史，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绮丽的山水风光而闻名于世。作为‘十朝都会’的南京，两千多年间，多少回战争的烟尘在这里升起，多少次王朝的更替在这里进行。她有过虎距龙盘歌舞升平的繁华，也有过潮拍空城无人问津的冷落。‘人事有代谢，过往成古今’。岁月在这里留下了烟雨楼台，柳堤禅房，也留下了城垣陵阙，遗苑故垒。它们妆点着南京，使这座城市具有一种特有的历史氛围。

    ‘昔日王侯檐下雀，飞入平常百姓家’。苍凉而古老的南京，曾经如梦如诗如烟如雨如歌如画如诉如泣，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多少古今文人为她绰约的风姿所折服而赋诗作画。可惜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南京古城，如今却已是面目全非。到处扒房拆屋，到处尘土飞扬。多少历史的遗迹被铲平，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古城的宁静与柔美被喧哗和拥挤所取代。一个独特、水灵、碧绿、清洁的南京，一个看一眼就令人终身难忘的美丽的南京，失去了往日的倩影和端庄。南京变了，变得陌生了，变得不认识了，变得豪无特色，灰尘满天，与中国其它新兴城市没有多大区别了。现在的南京，喧闹和嘈杂，搅得死人也不得安宁。日夜轰鸣的推土机和打桩机使得陵墓惊魂。南郊雨花台望江矶公墓失去了往日的寂静和肃穆，埋葬在这里的几千名共和国的英雄们的遗骨被挖掘，坟墓被摧毁，令人心碎。

    1997年7月，我接到童年的朋友何天陵从南京写来的信。她告诉我，南京市人民政府要将市郊的公墓改建成花园以吸引游客，于当年三月中旬在报上刊登迁坟通知，规定公墓东半部所有坟墓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迁走，逾期一律作无主坟处理。天陵的父亲是继我父亲在1956年逝世以后，第二个去世的南京市委老干部。之后不久，我母亲亦因病去世，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孤儿。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许家屯和市长彭冲，用上等的楠木做棺材，给予他们厚葬，并根据他们生前的优秀表现，报请党中央批准，授予他们‘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天陵的父亲被埋葬在公墓的东山头，隔着一条共青团路，与埋葬在西山头的我父母的墓遥相对望，就象我们两家在兰园是隔条马路的邻居一样，他们死后仍然是门对门的邻居。我们两家的子女以前经常在清明时节结伴一起去扫墓。

    天陵的母亲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兄妹几人将其母骨灰葬在了父亲墓旁。现在，东山头首先遭劫难。要迁墓，势必毁棺。无奈，父母都是共产党，共产党叫他们搬，这组织的命令焉能不服从？然而，公墓不再‘公’了，共产党不管了，一切费用由家属自出，自找新墓地。天陵兄妹分头四外查找，在牛首山下寻得一个村落，名叫‘何家大地’，与他们同姓，看来是同一个老祖宗。加之村里有片墓地专供南京人迁墓使用，天陵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墓地，于是大家凑钱花了两万元买了一块不足两平米的土地，准备迁坟。谁知还未来得及动迁，新墓地附近的农户却找上门来索要看坟钱。他们自称是‘坟亲家’。就象其它地方分田到户一样，他们的生产队将卖出的土地‘分墓到户’，每户按人口分得十至十五座墓不等，让他们滥发死人财。墓主若不肯给钱，那些人辱骂的话语就不堪入耳，甚至扬言不给钱就捣毁墓地，让你的家人死无葬身之地。他们个个凶神恶煞，趾高气扬，让城里人望而生畏。墓主若找到迁坟办事处评理，他们却说此事不在我们责任范围内。真是无法可依，非法法也！墓主只有忍气吞声，交钱给‘坟亲家’，动辄几百上千元，买个清净。至于那些下了岗的经济困难的墓主，自身的生活都无保障，哪儿还拿得出大笔 2

   的金钱去孝敬‘坟亲家’呢？他们只有愧对死去的亲人，望天长叹，听天由命，任人处置了。

    天陵兄妹为父母迁坟的那几天，正值清明期间，‘哗哗’的大雨连续多日一直下个不停。为了赶在政府规定的期限之前将墓迁走，他们只有加倍花钱，雇请工人冒雨挖棺掘墓。可是刚挖的小坑马上就成了个小水塘，水面几乎与地面平齐，无论众人如何齐心协力向外舀水，水塘还是水塘，就是不露底。天陵想，这一定是父母不愿搬家，故而老天垂怜，落雨阻挡。她不由得仰头对着苍天大喊：“帮帮我们吧老天爷！我们是按党的要求办事啊。”顿时，咸咸的泪水混合着带有腥味的雨水流进了她张着的嘴里，就象老天在逼她吞咽一杯苦酒，那潺潺的雨声就象是墓中父母的灵魂在哀伤地哭泣。此时，天陵最害怕的，就是一旦期限到了还未完成迁坟而被政府统一处理。只得再花钱调来一台抽水机，边挖边抽水。工人们砸开坟墓的水泥盖板后，他们发现其父棺木已被白蚁侵蚀，只好拾骨装入事先买好的水泥盒中，与母亲的骨灰盒连同两块墓碑一起运往新墓地，深埋地下三米。掩埋好以后，他们与其他迁坟至此的人家一样，在地面插上木排，写上父母的名字。新墓地里树起了一排排这样的木排，倒也整齐肃穆。他们悬了个把月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对着父母的新坟，他们默默地祈祷着，希望父母能在新居里得到安宁。

    谁知，等待他们的却是更沉重的打击。1998年5月，我又收到天陵来信。她告诉我，这年清明，他们兄妹去新墓地探视父母，新墓地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五十米宽的新修的公路，蜿蜒伸向远方。对他们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政府在征用这片土地修路之前，竟然没有通知墓主，就将木排全部拔去了！虽然天陵他们知道，父母的骨灰就埋在公路下面的某个地方，但是却永远也无法找到其确切的位置了！迁坟所花的钱都白扔了不说，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打击简直无法形容。他们心头那对父母的愧疚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更是一言难尽！作为良民的他们，从来没有对抗过政府的决定，党叫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党却从不顾及他们的感情，如此粗暴地践踏他们的人权，他们感到深受伤害。

    天陵还在信中告诉我，由于我父母的墓地与‘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项英、袁国平和周子昆这新四军的三巨头的陵墓毗邻，沾了‘三烈士墓’的光，不在动迁范围内，叫我放心。这个消息确实使我感到了一丝欣慰，只要我的父母能有安息之处，就好。

    岂料好景不长，我的父母也遭厄运。1999年6月，我接到弟弟卫国的来信说，政府有令，‘三烈士墓’周围所有坟墓都要在年底之前迁走，父母的墓亦在必迁之列。他原以为父母的墓与‘三烈士墓’葬在同一边，安然无恙，所以前不久刚刚花费五千元大修了一下，用钢筋加固，修得非常结实。父母墓旁其他几家的墓也都步卫国的后尘，全都大修过。时隔仅一年，父母以及其他为共和国献身的战友们在公墓中已无一席之地了，他们将被扫地出门。因我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文革’之前，他们的墓都是公家出钱维修的，而‘文革’后便无人过问了。有什麽办法呢？‘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卫国说，他已与其他几户需要迁墓的人家在一起开了会，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最后他们一致决定，为避免今后再遭不测，还是把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永存心里，砸墓毁碑，骨灰撒江，不再修墓。

    我接信后大惊失色，立即拨打国际长途给卫国，交代他迁墓时，墓可砸遗体可 3

   火化，但是无论如何不可砸毁父母的墓碑，找地方妥善保存好，等我回去再一起从长计议。因为父母的墓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南京市人民政府所立，是用自然界里已很少见的整块花岗岩做成，每快碑高达一点二米，重达千斤以上，并由政府聘请第一流的书法雕刻家，将父母的生平简历用篆书刻写在碑的反面。那两块墓碑是整个公墓中绝无仅有的珍品，极具收藏价值。卫国听了表示同意，我便以为万无一失了。当时我在英国因出书的事物繁忙不得脱身，无法回国，便电汇三千元给卫国作为迁坟的费用，并打电话给在南京的朋友天陵，拜托她给予关心。我的姐姐安东几年前已故去，无法出力尽孝，全靠卫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四处张罗，联系砸墓事宜，确实难为他了。

    1999年11月上旬，我接到卫国来信，向我报告迁坟经过，信中还夹寄了几张墓被砸毁之前拍摄的最后的纪念照片。看着照片上那端庄大方的陵墓，想到它们已不复存在，我禁不住一阵心酸。卫国告诉我，他好几次雇请了卡车开到墓地山下，司机一听是上山起坟，掉头就走，预付的钱款根本不退。最后终于花大价钱雇到了愿意拉死尸的司机，才带上四名工人和四位朋友一起去砸墓开馆。因父母的墓修得太结实了，几名工人半天都未打开一个缺口。多亏其中一位身强体壮的安徽小伙子，他在读了父母的碑文后，大受感动，随即脱光了上衣，抡起大镐，硬是震裂了双手的虎口，砸开了一个窟窿，其他人再一起努力，从上午忙到下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开了父亲的墓墙。

    这时，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付崭新的楠木棺材。打开棺盖后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内棺，内外棺之间放有上千小包的防腐剂。内棺打开后，奇迹出现了。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付骨架，而是一具保存得极为完好的遗体，43年过去了竟然一点都没有腐烂，就象刚刚放进去似的，开棺的工人还看见了父亲微张着的眼睛里的眼珠，只是一见了风，眼珠便迅速凹陷下去了。父亲去世时，卫国只有五岁，他对父亲的记忆全凭照片。现在他终于见到父亲了，与1956年他躺在灵床上拍摄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内棺里面很干燥，父亲身上穿着的西服和盖着的红缎被都是崭新的，连棺材的油漆都是崭新发亮的。卫国和工人们将父亲的遗体从棺材里小心翼翼地抬出来放在地上，从头到脚抚摸着父亲，心中涌起无限的爱。我读着信流泪了，边读便译给身旁的先生听，他听着也哭了。卫国说，父亲的肌体是软软的，体重亦基本上保持了他逝世时的七十斤左右，没有减轻多少。卫国想与父亲在一起多呆一会儿，实在舍不得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可是工人们催促着他，他只好又令人打开了母亲的棺材。由于母亲死于父亲五年之后的1961年，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一切材料质量都很差，所以遗体已腐，与衣服粘连在一起了。但卫国还是清楚地见到，妈妈的鼻梁上还架着一付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