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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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６年，年仅２４岁的邓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２６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的书生办报生涯。他３７岁成爲《人民日报》总编辑，“笔走龙蛇二十年”，成爲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是那种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由于《三家村》杂文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结局，他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一生最爲人称道的是他１９６０年代初针砭时弊的那些杂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更没有质疑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怀、书生意气还是使他口无遮拦，说出了许多真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位忠心耿耿的党内秀才注定了爲自己的议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１９４２年提出“毛泽东主义”、１９４４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到１９６６年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中，邓拓依然袒露自己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著敬爱的党，向著敬爱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随毛泽东，至死不改。但这不表明他对毛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从５０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批评毛“翻手爲云”到６０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实际上他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看透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超越时代给予他的局限，没有超越忠君情结，他的心灵没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一）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亲自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他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对“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说法，这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作爲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此时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膜拜、赞美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不打一点折扣的。

   王若水说，“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有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但“毛泽东主义”无疑爲不久后出笼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预热。

   １９４４年５月，邓拓在“骡背上办报”的极爲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他以我们熟悉的这种“革命语言”、充满深情的说：

   “中囯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二卷２２０页，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这套最早的毛选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这个时期，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是中共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爲普及毛泽东思想、强化边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筚路蓝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介书生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邓拓主持极爲重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８年半，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蜜月时期，特别是１９５６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据王若水回忆：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爲八大的中央委员，因爲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邓拓私下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邓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５２２页）

   （二）

   好景不长。１９５７年初，当后来被誉爲“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很恼火，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爲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３０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甚至劈头盖脸痛駡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２９页）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１９５７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４１页）

   邓拓从此逐渐失去毛的信任，只能离开《人民日报》。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４０页）

   即使在这次中南海挨駡之后，１９５７年５月，邓拓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爲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凭著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著，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邓拓全集》第三卷，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０页）

   曾彦修感慨“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邓拓文集》第三卷，４８６页）矛头所指应该是很清晰的，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文章会高兴吗？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作了检讨。他在遗书中还专门提及此事。

   对毛泽东，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爲云，覆手爲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４０─５４１页）

   １９５７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不久（１９５８年８月），他就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１９５９年２月，在报社爲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诗到了“文革”初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邓拓爲此在遗书中还要孜孜进行辩解。王若水晚年回忆，“文革”之初，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曾找他谈话，给予“鼓励”，也有是意要他揭发邓拓──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爲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１９５７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负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爲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邓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６１─５６２页）

   （三）

   从１９６１年３月９日到１９６２年９月２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１５２篇杂文。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４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１８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一文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４９８页）

   《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５１１页）

   ……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爲这些文章付出沈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不厌其烦地做著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著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