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然而早在「五四」以前，鲁迅就指出屈原作品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说屈原的诗「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1932年，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批评胡适他们，就是把他们与屈原进行类比：「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对屈原的抱憾与批评贯穿了鲁迅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晚年，在写于1935年的《从帮忙到扯淡》一文里，他更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屈原观：「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这篇杂文在鲁迅生前被官厅检查封杀了，1937年7月他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公开发表。

   在鲁迅笔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竟然和《红楼梦》里的奴才焦大一样，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也可以说屈原是楚国的焦大，焦大被主子塞了「一嘴马粪」乃是屈原式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光照文学史的《离骚》只不过表达了「不得帮忙的不平」。

   重读屈原的《离骚》，虽然语言瑰丽，想像力奇异，上天下地，纵横驰骋，但反覆表达的只是他怀才不遇和对楚怀王至死不渝的忠诚，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他上下求索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君主的宠信。他以美人、香草自喻，以恶禽、臭草比喻那些陷害他的奸邪佞臣，只有他才是忠臣、君子，那些人都是奸臣、小人，只有他才是忠诚的。全诗一开头他就著力写了自己吉利的生日、高贵的血统、优美的名字，以此暗示自己人格的高洁。自他之后，忠臣和奸臣、明君与昏君、善与恶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最基本的主题，中国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做一个忠臣，可以说屈原塑造了中国文人（他们实在算不上甚么知识份子）的精神、人格面貌。在古代到现代无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屈原的影子。甚至鲁迅先生从焦大──贾府奴才──身上也看见了屈原。他们的身份、地位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人格特征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的悲剧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悲剧，那就是我们在精神上一直是跪著的，屈原如此，焦大也是如此。今天，屈原的时代也并没有过去。

   「虽九死其犹未悔」表达的是屈原对楚怀王的耿耿忠心，一旦得不到恩宠，他就只能投江自尽，这就是典型的屈原人格，中国古代愚忠的典范，他为所有文人士大夫树立了完美的人格榜样。「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把自己对专制君主制度的绝对忠诚，对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对昏君的抱怨和对人民的同情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卓绝一世」的《离骚》，当然有他应有的文学价值。即便鲁迅也说过，屈原的诗是有文采的。 (http://www.dajiyuan.com)

   7/14/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