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酒冷、诗残、梦断，我想起了不久前《人民日报》上读到的《避嫌，是一种觉悟》一文，说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福建漳州林业局长谷文昌主动避嫌，给家里买家具全是些竹凳、藤椅、石饭桌，就是没有一样木制品；女儿结婚要他批点木材做家具，也被他严词拒绝。作者由此发出“领导者避嫌，既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美德”的赞叹，并认为“很值得学习”。

   诚然，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之风盛行的今天，谷文昌这样的领导即使不能说已经绝迹，起码也是凤毛麟角。但细想一下，又感到谷文昌的做法具有不可效仿性。如果林业局长不能用木家具，依此类推，粮食局长就不能吃粮食，铁路局长不能坐火车，商业局长就不能买商品，教育局长家的人都不能上学……这本身不符合人情常理，完全是一个特例。领导也是人，一个林业局长为什么连自己买木制家具也不行呢？这本身就不合乎人性的逻辑。

   不能以“觉悟”、“美德”为名剥夺他们正常生活的权利。在领导避嫌的问题上，我们今天最需要倡导的决不是谷文昌式的“觉悟”、“美德”。依靠官员的觉悟，主动避嫌那是何等脆弱，如果他没有觉悟、不避嫌，是不是就听之任之、束手无策了呢？何况个人品德、觉悟常常是靠不住的，又有几个腐败分子在丑事被曝光之前不是道德的完人、觉悟的样板？“王莽礼贤下士日”，表面上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在台上大唱高调、台下大肆贪污受贿的成克杰之类，这些年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再说，避嫌只能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不可能靠“美德”、“觉悟”加以解决。人性是有局限的，一切制度设置的出发点就是假定人性本身是恶的，英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大卫·P休谟的一番话堪称至理名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他说，如果不是这样，任何关于政治体制优越性的夸耀都将成为无益的空谈，最终我们将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当权者的美德、觉悟、善心，别无其他安全的保障，实际上根本没有保障。

   从这一意义上看，有关法官回避的规定，以及公务员任职回避等规定，其初衷无非都是为了避嫌，人是分远近亲疏的，只有以制度力量约束人性中向私的一面，这才是正常的选择。这样的制度安排不健全、不完善，将会导致许多弊端，产生许多意料之中的腐败，而这些与美德、觉悟并无多大关系。即使是一个品德高尚、觉悟最高的人，处在一个腐败成风、鲜廉寡耻的社会里，除了独善其身还能有什么作为？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通过每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无异于缘木求鱼。避嫌也只能从制度入手，而不是提倡谷文昌式的觉悟，才有望产生实际的效果。

   （大纪元）(6/7/2003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