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冬天，大陆的媒体曾报道过一条不起眼的新闻，２０名阿富汗妇女愿意用生命去换３名协助阿富汗大选的联合国人质。在这２０名妇女中有记者，也有官员，还有一名阿富汗女将军，更多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们都毅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替换被号称“穆斯林军”的绑匪绑架的人质，她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充斥着恐怖和威胁，成为叛乱分子的天下，不希望阿富汗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我妻子看到这则消息，对２０名阿富汗女性的作为深为钦佩，禁不住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感慨中华民族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我当即反驳说，中国不是也有秋瑾、有林昭、有李九莲这样舍生取义的女性吗？她的回答是：“那都是个别的、单独的、孤立的，不是群体性的，并不能代表民族性格”。
   
   她的话一时让我无言以对。
   

   无论是面对专制压迫还是外敌入侵时，也许你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我们的民族并不是那么窝囊，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其中不乏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有血性的反抗，有舍生取义、至死无悔的选择。是的，一部二十五史并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不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乃至在极权高压的无边黑暗中我们还拥有林昭这样蔑视死亡的思想者、行动者。但是仅有这些英雄、志士改变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
   
   我想起了百年前的“鉴湖女侠”秋瑾，１９０５年底，秋瑾从日本回国前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封信和谭嗣同所说的“各国变法都有人流血，独吾国没有，此变法之所以不成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完全可以前后辉映，同样的光照千古。不到两年，她在故乡绍兴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慷慨就义。然而她怀抱必死的决心投身光复事业也好，赴义时的从容也好，都只是个别的壮举，是一个特例，对国民性没有什么整体的改变，与阿富汗民族在关键时刻一下子站出２０个妇女不一样。或许这也是中华民族始终在现代化的门槛外徘徊、在不死不活中苟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这不光是“女界之羞”，男性同样好不到哪里去，沈荩、史坚如、吴樾……都只能算是单个的英雄。鲁迅说，我们向来缺少单身鏖战的武人，其实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惯于单打独斗的，要么就是臣服在某一个权威之下，以丧失自己的人格独立为代价，群体性的成为驯服工具，做螺丝钉，惟独缺乏独立人格、有自尊的群体献身的壮举。２０个阿富汗妇女的凛然选择就让我们无地自容。
   
   我想起了三十六年前的龙华，３６岁的北大才女林昭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无声无息，在一个喊“万岁”已成为习惯的民族，人们除了会仰望太阳，还会有几个人把目光投向一个微不足道、被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小女子林昭呢？如果不是南京记者胡杰以常人不敢轻易想象的代价拍出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记录片，让林昭在经历了三十六年的轮回后再度“复活”，在所有观众的心中，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上复活，林昭早已被遗忘得差不多了。当她被虐杀时，天下之大却几乎没有人理解她的思想，本民族最优秀的大脑几乎都停止了思考，即使顾准也并没有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曾冒死去狱中探视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同情她的遭遇、佩服她的才华、勇气和风骨，却未必能达到她的认识层次，她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已明确地、毫不含糊的提出反对极权和极权主义的说法，并超前地思考了在一个流血太多的民族能否以较为文明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这样深刻的问题。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她的这些思想极大地震撼了我们的灵魂。
   
   三十六年的时光不算短，老实说，林昭生身的这个民族并没有太大的长进。当年林昭作出这样的选择时，她是孤独的、孤立的，她如同凤凰立于密密麻麻的鸡群中，她被烈火焚烧的命运已经注定。这不仅是由于林昭的超前造成的，缺乏超越于世俗层面的生命寄托、生命情怀、生命追求是造成一个民族整体性卑微、庸俗的根本原因，林昭是有宗教信仰的，她的背后有天国，或许正是这一点支撑着她最终超越了那个黑暗无边的年代。
   
   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乃至更多特立独行的英雄站出来，而是普通人成群的站出来，英雄是很难效法的，普通人的作为才可以效仿，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在伊拉克发生了那么多人质绑架事件，未见本国有普通人集体站出来谴责，更不必说以生命去换。由此来看，阿富汗这个民族是有救的，有希望的，相比之下，在萨达姆的强权下苟延残喘了二十七年的伊拉克则前途渺茫，不容乐观。即使给予伊拉克人民主、自由，他们也无能享受。与２０名阿富汗妇女相比照，中华民族那种“好死不如懒活着”、把肉体生命的存在当作第一位的生死观就显示出了其渺小、可怜的一面，所以我们尽可以有秋瑾、有林昭、有张志新、有李九莲……但我们民族不太可能出现几十个普通妇女同时挺身而出的壮举，当然也不可能有成群的男人作出同样的选择。鲁迅指出的“改造国民性”迄今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