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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
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
开明专制的设计建筑大师 ----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
西汉董仲舒，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对策。遣为江都王相，又调任胶西王相，后病免归家，著书讲学以终。作为公羊学大师，他以《公羊春秋》为纲领，融合黄老、法家，建立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思想体系，为两汉以降的开明专制拉开了浩瀚历史帷幕，铺下了基本理论和制度轨道，堪称开明专制的设计和建筑大师。他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常为人垢病，有的固属自取，有的则属误读，冤枉不少，兹特为辨白之（黎鸣老堪称极端反儒派的代表人物，其《董仲舒，一个有罪的伪先知》，对董仲舒的误解甚深，打击极严，此文并非专为反驳黎老而作，但读者可参阅），同时亦为开明专制说句公道话。
一、"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一是神秘主义的"天论"。天有意志的神学思想和天人感应的说法当然是牵强附会的，但其中的积极意义亦不可一棍子打死。
"天"在董仲舒笔下，除指自然之天，还有另外两层主要含义：道德之天，指一种最高的普遍的道德原则；神格之天，视天为众神之君，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不仅有意志、有情感、有目的，而且全知全能，可以主宰一切自然变化和人世祸福吉凶。道德之天从属于神灵之天，天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天主人从"。
董仲舒认为 "天人相副"，"天人同类"，视人为天的副本和缩影，与耶稣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人类的说法不谋而合，只不过上帝有人之形，董仲舒的有神无形。更重要的岐异是：他一方面以天为"神"，以天为主，一方面又否定命定论，强调人对命运的把握、人对天的主观能动作用。
他或以人与天地、阴阳、五行同位："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十而止，……天至人而毕"；或将天、地、人三者并举："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或将人视为天地间万物之至贵："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可以"绝于物而参天地"。这就很有点天地人三才平等和人定胜天的味道了。
徐复观先生认为，在董仲舒天人思想中，天人互相影响，互相决定，而由人决定天的意义更重，"周以前，人的祸福完全是由帝、天的人格神所决定，人完全处于被决定的地位。周初开始，帝、天的人格神对人的祸福退居于监督的地位，把决定权让给各人自已的行为，但人类行为的好坏，只由人类自身领受应有的结果，断不能影响到人格神的自身。凡是宗教中的最高人格神，他只能影响人，决不可受人影响，否则便会由神座上倒了下来。但董氏的天，是与人互相影响的，人天居于平等的地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二、"屈君以伸天"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二是君权神授。但须知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的同时亦阐明君权神"制"，在"屈民以伸君"的同时"屈君以伸天"，希望借天意来抑制君权。
他说"天，仁也。"而圣人和天子作为天的代表，就应"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无私。""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之？"所以，天子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具备仁德，广施仁政。
董仲舒曾提出有关仁德的社会措施有："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盐铁皆归于民"，不许官吏与民争利；"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等等。
灾异则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政治有失，天就以灾害来谴责；如不知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示；如果不知悔改，天命就会改变，使其丧邦败国。
"王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春秋之所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其诸侯，安者爱其封内，危者爱其旁侧，亡者爱独其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这些论述，都饱含"屈君而伸天"之意，其出发点是用"天"的权威来对"君"的意志进行限制。
徐复观先生认为，董仲舒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求之于天"的效果当然有限，但设身处地试想一下，此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抑制君权呢？
三、"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三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我认为值得讨论。
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董仲舒的道亦有 "常道"与 "非常道"之别，有"天道"和"人道"之分。"天不变，道亦不变"指的是天道、非常道，是宇宙最高规律和历史发展最高原则，具有客观性，自然性，"天之道终而复始"。
人道有可变者，有不可变者，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与天道一样不可变。具体的政事、制度乃至政权则是可变的。故董仲舒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新王受命于天，为了突出"天意"，就要进行改制，改换新的服饰颜色和礼乐制度。又曰"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政事不善政令不行就是"失道"，就要"必变而更化之"。甚者可以进行革命，以有道伐无道。
一次，汉景帝时，辕固生、黄生两个儒生为汤武伐纣的问题产生争执。黄生认为汤武是弑君者。辕固生则认为，桀纣暴虐，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讨伐无道，应算奉天乘运。辕固生争不过黄生，就说，按你的说法，高皇帝（刘邦）取代暴秦也错了？最后汉景帝出面裁决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意谓讨论这个问题是愚蠢的。对于君主而言，这个问题的确不好表态。支持汤武革命，岂非鼓励造反？反对汤武革命，岂非质疑自家政权合法性（刘家天下是从秦始皇手里抢来的）？
董仲舒则是赞同汤武革命的。他认为汤武以有道伐无道,顺天应人，合乎天理，天经地义。他说，"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这与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曰："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如果君王失掉民心，作恶害民杀民，那就丧失了作天子的资格。
四、三纲五常，善的等级制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四是三纲五常。
徐复观则认为三纲乃法家思想，因为"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并没有三纲的观念，而只强调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以相互间的义务为秩序的纽带，而不强调此种秩序中心的一（按'即所谓纲'）"。（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迄于东汉初年，一部分对专制政治取妥协态度的儒生有取于《韩非子-忠孝篇》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思想，遂在《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中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是法家思想，挟专制之威，篡夺了儒家的人伦思想，乃儒家人伦思想的一大变化，实亦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大变局"。（徐复观《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
三纲之说是董仲舒对法家的汲取和改造，本质上已经儒化了，因为董仲舒的三纲是与五常结合在一起，要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去规范和"维护"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用现代眼光看，固然极为反动的。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在家天下的历史阶段，在等级社会或曰阶级社会，以五常为核心的三纲属于"善的等级制"，无疑是一种次优选择。
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最为人垢病的一件事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孙景坛先生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董仲舒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是事实，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此后儒学成为大多数王朝的意识形态，都是事实，称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未尝不可，只不过汉武帝"独尊儒术"程度有限，独尊儒术但不废百家，"罢黜百家"行动"温柔"，是"罢黜"而不是"消灭"，黄老及兵、刑、农、医、阴阳等其他学说的研究仍然是合法的。而董仲舒本身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公羊学为主，融合黄老和法家发展而成的。
叫得天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材，"置《五经》博士"，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已，不是象焚书坑儒那样对"百家"赶尽杀绝，更不象中共"消灭百家，独尊马列"那样极端！
有人认为独尊儒术导致了百家争鸣的结束和万马齐喑的局面。其实，战国末期，百家争鸣之盛况便已不再，秦始皇"焚坑事业"成功，只剩法家独鸣。汉武帝时，说百家，主要不过儒家和黄老，其余已衰微。
六、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者
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生活"在历史中。理想可以无比美好，社会却不能超越历史。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是最高、终极的社会理想，但在理想社会到来之前，人类不能不生存于历史之中。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原儒向往和描绘了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却又拥护、支持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为天下为家的君主专制服务？其实，并非儒家自我矛盾，恰体现了一种历史大智慧，表明原儒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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