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我的人生、文化及政治之态度--我不是儒家

最近充当儒学及理学的"卫道士"，为之说了几篇公道话，一些师友便将老枭划归儒家，如谷洪君称我为老东儒、儒家人物、儒家学者以及什么当代的儒家权威之一，其实是误看。我站出来"卫道"，是因为儒家受到的误解误会太多，蒙冤太深太久。为谁仗义执言、打道不平，未必就与谁一家，律师为谁辨护、法官判予谁赢，末必就与谁一伙。所以把大儒的帽子套往枭头不合适，尽管我知行合一，仁义双全，知不可为而为之，比许多所谓的大儒要儒得多大得多。

在心性修养、社会道德及意识形态方面，我认为儒家都拥有相当丰富的值得今人借鉴和继承的思想资源；在社会制度方面我更赞同自由主义。过于重视道德、主张道德高标准的制度恰是不道德的，因违反普通民众的人性故也。制度需要有一颗"平常心"，只宜防恶为主，不宜过于倡善。儒家在这方面恰恰相反，轻于防恶而重于倡善，遂流弊无穷，导官、导民于伪，甚者"天理"杀人、道德吃人；在心灵之学或曰超越精神的层面，我则倾向于佛道及禅。道家的高蹈逍遥，佛家高远的精深，禅门的拈花微笑，都比儒家更契合我的灵魂。灵魂是人间的说法，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总之不论叫什么，指的是另一隐形的却是更重要伟大的生命系统。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划我为佛家或道家。

多年前，一位前辈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儒佛道诸家的主要思想特征及对待他人的态度，我顺口答复，大意如上。前辈鼓掌大赞，认为深得诸家精要也。当然不可能全面准确，或有参考价值吧。杨朱派：只要自己活得好，那管他人活不了；自由派：先要自己活得好，也要他人活得了；儒家：先要亲人活得好，后要他人活得好。只要大家活得好，宁愿自己活不好；墨家及大乘佛家：只要他人活得好，宁可自己活不了；道家：谁管他人好不好？反正我也管不了；禅家：我即是他他即我，好与不好都是好。我自己的态度是：既要亲人活得好，也要自己活得好，还要他人活得了，争取个个活得好。谁让他人活不了，他妈的他自己也别想好！可谓"杂烩"了自由派和儒墨家的人生、政治、文化之要义（佛道庄基本不"管"政治）。虽不如儒墨祟高，却实在得多。道德要求不高，正常社会的普通人只要略具"养气"修德功夫，便可达到。

儒佛道及自由主义各家是我文化精神的构成要件，是人生之旅中一个个"小家"但非终极归宿。我不是西方文化本位，也不是绝对的中华文化本位，亦庄亦禅亦佛亦儒又非庄非禅非佛非儒，亦中亦西亦古亦今又不中不西不古不今，新知旧学兼收并蓄，各门各派融汇一体，古今中外打成一片。就象我在《大儒说》中说的：各家学问到了高处，境界都是相通的。我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两脉，于传统儒释道及其它奇经八脉亦全线贯通，精萃尽搅，一通百通，纵横无碍。说我儒，我又深入道玄妙悟空理；说我道，我又凄凄惶惶救世心切；说我佛，我又一心住世逢佛敢杀！我以一代大宗师自期，世间没有哪一门哪一派可以"范围"我容纳得下也。

对于各种西方和传统各派文化，我是从历史的高度、又从人的角度予以审视、考察、研究、批判、取舍的。在世界观上，相对于神本、佛本之类，我是人本，用以衡量事物与文化的最高标准乃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肉体生命和心灵生命，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自由和进化。在文化方面，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故没有体系就是我的体系，没有家就是我的家。老枭赤脚走天涯，处处无家处处家。

近几年来，我特别关注的是社会、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政治问题根本而言也属于文化问题，此处不详言）谈得少些，我认为制度的革命更新乃吾民吾国当务之急，待解决了中国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其它方面包括文化方面的问题，可以回过头来从容研究、慢慢解决。建起民主制度这一宽畅自由的平台，各种文化可以自由地争鸣争艳了。那么，不仅儒家，诸子百家也都各富营养。如墨子的兼爱理想，法家那种相对严格地依法办事不畏强暴的精神，都值得镜鉴。

但最近我的认识有所"更新"，故在谈政治的同时也大谈起文化来。原因在为理学辨诬系列的开头说了：随着国人对党主专制的反感厌憎度数不断提高，对理学的"误会"也越来越深，把人们对党主专制的愤怒大量吸引过来，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无意中作了马列主义与专制中共的替罪羊，让许多批判的武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于反共大业的影响越来越不利。而中共鉴于原意识形态的严重失灵，也从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为其特权统治涂抹涮新打夯基础，但这种旧货新用是有选择的，而且是对儒学概念和精神进行别有用心地扭曲的。所以，为儒学和理学作一些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刮垢磨光"工作，厘清正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已经很有必要，这个文化工作与民主追求已密不可分。

文化与政治，是互相影响、互相创造、互相能动的关系。文化的养成比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制度层面，更带有根本性。切割专制毒瘤的同时尚须滋养文化肌体，单纯肤浅地割毒瘤，事倍功半，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倘要"遥从古道辟新途"，须谈政治与谈文化双管齐下。对一些文化问题予以必要的澄清，于反专制大有裨益，从文化的高度谈政治，可以谈得更深更透，也更有长效。

人们最多只能看见我大开的前门宽畅的厅堂，没有人知道我的后院深深深几许，我生命的重心和根都在后院，甚至没有人知道我有一个宝藏丰富的后院。对我个人而言，灵魂，即隐形的生命系统才是至关重要、性命交关的，不断地研究它，培养它，浇灌它、满足它、锻炼它，保护它，精进它，乃人生不可须臾离之要道，用儒家的话叫"内圣"，心性之学、性命之学、灵魂之学等"内圣文化"则是它的重要食粮。心灵生命嗷嗷待哺，在道佛（包括理学）之超妙境界里才能活得满足、健康和滋润。

生命之道与社会之道、天下之道-----即"外王"追寻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就象墨家或侠士，重义行侠是为了进德助道一样。内圣利于外王，外王利于内圣，自度也是度世，度世也是自度，但两者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和直接性不可同日而语。"外王"利他、度世为要（文化也度人，却是间接的，不如制度来得直接），"内圣"为我、自度为主，两者需要一种平衡，在任何一方面费力太多牺牲太重，都会偏离了人生之正道。这就是我为什么热衷议政又对现实政治兴趣寡淡的根本原因。

制度问题一解决，我不会再太多地过问政治，要谈，重点就谈文化，因为我是以"身系千秋文化脉，笔移一代士人风"自许的。至于对经商发财当官之类纯属浪费生命扼杀心灵的世俗琐事，我亳无兴趣，这不是伪清高，是别有一种"为己"的"自私心"在也。光阴如箭，人生苦短，实在耗不起呀。

2006-2-17东海一枭

原载《议报》第23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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