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者与乡愿

    ----再和袁红冰《英雄不谦卑》

   一

   袁红冰所崇奉的英雄主义哲学和《英雄不谦卑》中所描述张扬的“英雄的骄傲”，与历代大儒所实践、明代心学（理学的大派别）发展到极致的狂者人格一脉相承；其笔下令人倾心的英雄形象，与孔子所推重的狂者气象千古辉映；而那些精神太监心灵阳痿者，那些奴性天成媚骨内敛之辈，那些“为追逐世俗名利，终生戴谦卑之假面，蝇营狗苟于人间，蛇行鼠窜于世上”的谦卑者，与孔子所斥骂的乡愿何其相似乃尔。

   二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译为现代语就是，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为，大所有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朱熹《集注》曰：“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又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见朱熹编纂《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十四》）。程颐认为，"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

    “中行”就是完全合乎中庸之道，乃圣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狂者太过，狷者不及。中行难求，退而求其次，狂狷就比较了不起了。钱穆认为中行就是兼有狂狷二者的长处，他在《论语新解》中说：中行之道“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也。后人舍狂猖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总之，在孔子和古今大儒们那里，狂者，志向远大，志存古道，意气风发，执著追求，不屈不移，不夺不悔；狂，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高级精神形态，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文情怀和淑世精神！

   狂者的对立面是乡愿。乡愿，通常解释为一乡之人都称之为好人的人，即好好先生，伪善者，伪君子。孔子认为，“乡人皆好之”的人不是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可见原儒讲和谐宽容谦让恭敬，但绝不和稀泥当老好人，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黑白分明，决不含糊！孔者对乡愿极为反感，正言厉色地斥之为道德的盗贼（“乡愿,德之贼也。”《论语•子路》)，乡愿虚伪矫饰，言行不一，表面上来忠厚廉洁，实际上笑里藏刀，没有一点道德原则，是偏离“中行”最远之人。孟子为乡愿作了具体画像：“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三

   在《高昂的头颅-------为理学辨诬之六》中，我指出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儒和理学家都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并择要介绍了他们的狂言危行和狂傲人格。这里，我再介绍的明代心学的狂者气象及狂狷与乡愿之辨。

   王守仁，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28岁中进士，历官庐陵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金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敕封新建伯，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及军事家，其学上承孟子，中继陆九渊，与朱子学派分庭抗礼，称为心学，后人又称王学、阳明学，是理学在明代的转型。

   程朱理学发展到后来，流于虚伪做作和陈式格套，王阳明另起“心学”炉灶，强调不依圣贤榜样和道理格式行事，一切全凭真心自得。如此唯“心”的哲学，在道德实践上自然会特别“狂”。在这个破尽山中贼和心中贼、文治武功兼得大成的人物看来，所谓狂者，虽有别于圣人，行为虽有病处，然心事光明超脱，比其它人格更接近圣人。后人评王阳明曰:外王内圣,狂者胸次！蒋介石终生崇仰之。

   王阳明在平定了宁王朱宸濠蓄谋多年的大叛乱之后，曾与弟子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良等人谈起外界对心学“谤议益众”的原因。众弟子或认为是先生权势地位日重而以遭人嫉妒，或认为是心学说影响日增而与朱学争异，或认为是弟子日益增多而以进身受挫被谤。王守仁则认为三者皆非主因，根本原因是他本人是一个“只信良知”的“狂者”。但他反省之后并不收敛，反认为过去还有点“乡愿的意思”，表示今后要做个只依良知而行的狂者。他说“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饶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他的门人尚谦听了，出门后叹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传习录》）。

   王守仁“汲汲逞逞，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自比孔子，以夫子之道自任，热心救世，要用“良知”去唤醒人心，“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答聂文蔚》）。这种“病狂”与救世思想，在在体现于他的平叛事功和教学活动中，也时时表露于他的大量诗文里。如这首诗：

   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

   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

   反谓醒者狂，群起环斗争。

   洙泗辍金铎，濂洛传微声。

   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

   ------（《月夜二首》二）

   在诗中，他自比举世酣睡的独醒者，认为孔孟之学失传，濂洛传统渐微，他希责任用良知之学改变社会的道德风化，以救乱世。阳明门下弟子多具有这种“狂者胸次”，当时社会文化生活受心学影响，亦出现了自尊自信自立之气象。阳明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作《王道论》曰：“有王者作，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使天下共明此学，则天下治矣。”自许出则必为帝王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嘉靖、隆庆、万历的百年间，泰州学派风行天下，“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序》）。

   泰州学派传入江西后，又出现了以颜钧、何心隐、徐樾、罗汝芳等为代表倡自然人性论的“狂禅派”，危言危行，风靡一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中写道：“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狂放思潮逐浪高，逐渐脱离宋明理学的范畴，“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并进而发展成为反理学运动，这是理学作为内圣学说或曰道德心性之学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详情另议，此处不赘。

   四

   狂狷与乡愿之辨，是心学的内容之一。王阳明认为：“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件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他认为尽管“狂者胸次”与“圣贤气象”有别，尚非儒家最高理想人格，但狂者远超常人，距 “圣人”不远，“一克念即圣矣”。

   阳明弟子王龙溪以倡“四无说”闻名, 提倡无我、无物之学,成为浙中王门领袖,讲学四十馀年, 在南北两京及吴,楚,闽,越,江,浙都有讲舍,听者云集。其弟子梅守德（字纯甫）问王龙溪以狂狷乡愿之辨.他回答曰：

   “狂者之意,只要做圣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若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辨得必做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若夫乡愿,不狂不狷,初间亦是要学圣人,只管学成谷套.居之行之,像了圣人忠信廉洁;同流合污,不与世间立异,像了圣人混俗包荒.圣人则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尚有可非可刺.乡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处,又足以媚小人.比之圣人,更觉完全无破绽.圣人所以为圣,精神命脉,全体内用,不求于人.故常常自见己过,不自满假,日进于无疆.乡愿唯以媚世为心,全体精神尽从外面照管,故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学术邪正,路头分决,在此!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学取皮毛支节,趋避形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陷于乡愿之似而不知,其变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学取圣人谷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乡愿,犹有可救可变之机.苟能自返,一念知耻,即可入于狷;一念知克,即可入于狂;一念随时,即可入于中行”。

   其中价值排序是，圣人最高，狂者其次，狷者又其次，最坏的是乡愿。关于明朝其余理学人物的狂言狂行，可参见枭文《高昂的头颅》。

   在道德实践上，倡导“狂者胸次”与严格的道德自省并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儒家及理学心学家都是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勇于认真迁善改过的人。狂，非外在姿态的轻傲，更非胡作非为肆道忌惮，而是一种确信内在良知率性而行的心态的饱满。

   五

   对于乡愿，儒家及理学从来都是持批评态度的，抨击最力、论析最全的似属晚明东林派。东林人士曾深入考查分析乡愿产生的原因。顾宪成曰：“告子无善无不善一语，遂为千古异学之祖。得之以混世者，老氏也；得之以出世者，佛氏也；得之以欺世者，乡愿也”，又说：“无善无恶四字，就上面做将去，便是耽虚守寂的学问，弄成一个空局，释氏以之。从下面做将去，便是同流合污的学问，弄成一个顽局，乡愿以之”，“乡愿何以为无善无恶也？曰：其于流俗污世不为倡而为从也；即欲名之以恶而不得矣。其于忠信廉洁不为真而为似也，即欲名之以善而不得矣。是谓无善无恶”（《证性编•罪言上》），这是从学理上追查乡愿之源。

   顾允成曰：“三代而下，只是乡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虽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为忒重，实埋下弑君弑父种子。仲尼恶乡愿，正与作《春秋》意同”（《小辨斋偶存•札记》）。钱一本曰：“圣门教人求仁，无甚高远，只是要人不坏却心术。狂狷是不坏心术者，乡愿是全坏心术者！”（《明儒学案•东林学案》），这是指出乡愿产生的心性原因，是“自为忒重”，过于自私自利，“心术”坏了。

   但是我认为，如果刨根问底，还是要进一步从政治上去找根源。乡愿之所以“三代而下”层出不穷，自古多有于今为烈，是因为有适合乡愿成长的肥沃土壤。这个土壤，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劣胜优汰、取伪弃真的政治机制，就是“不把人当人看”的专制苛政、恶政和暴政！乡愿该骂，作为乡愿之“母”的专制政治更该骂，这才是真正的大德之贼！ 关于乡愿，还是罗晓晖先生的《乡愿铭》写得最为深刻，录此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