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哲学教授强奸国学大师！

梁启超淹博古今贯通中西，是了不起的文化钜子旷代大师启蒙思想家。大则政治学术，小到诗词对联，无不业绩超卓，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诗词家、学者于一身，其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老枭至今读其文，也常常脊梁发冷、心口发热、目光发亮。但梁启超既非西方文化本位者，亦非中国文化本位者，不是“国学大师”可以概括的。其文化学术思想非中非西，亦中亦西，堪称自由主义与儒家学说兼收并蓄融汇一体。

梁启超一生思想多变善变，亦颇遭人垢病。例如，他原为“保教党之骁将”，后却成为“保教党之大敌”。自谓“自三十以后，已绝不谈‘伪经’，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合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又如，在心性修养方面，梁启超曾希望“发明一种新道德”来改造国民，1903年访美之后则强调以传统儒家之道成就道德。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他："言政学则有诋其工纂辑而鲜创获者，言操行则有訾其多反复非纯洁者"。

他自己亦承认思想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之我”(《清代学术概论》)。这是因为“虽然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我认为，当时时局瞬息可变，其前后不一，实属思想发展和因时制宜所致，无关操行，不宜冠以“多反复非纯洁” 恶谥，况其思想根本上并无大矛盾，反而有非常强的连续性。

粱启超一生发表过大量关于孔学和儒家文章，有褒有贬有捧有棒一分为二，而且不同时期的观点每有不一致处，但总体而言赞美多于批评，肯定多于否定。例如，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他指出，清代儒家经学中有两种思想对近代思想的影响甚巨，一是今文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二是古文学派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思想；在《儒家哲学是什么》中他说：“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说，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说，儒家天之所欲即民之所欲的理论，其逻辑结果是"不能不以人民为事实上最高主权者"，因此"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的领袖。奉天为最高主权者，天可选择天子，体现了"人类平等的大精神"。同时也指出儒学思想中之最大缺陷是未能从制度上落实民意。

他主张维护传统尤其是儒家的道德信条，认为此乃中华文化的根本，也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别需要。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俱其得不偿失也”；在《政治学学理摭言》中说：“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之世界也。凡一国之能立于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于地理，受之于历史，胎之于思想，播之于风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务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采他人之可以补助我者，吸为己有而增殖之。否者务刮去之，不徒刮去之而已，而必求他人之可以匡救我者，勇猛自克而代易之。……不学人然后国乃立，学人然后国乃强。”

他早期与康有为共同倡导的维新运动，就是借汉儒今文经说“托古改制”，是孔子“外王”思想的发展；其晚年游历欧美作《欧游心影录节录》，曾就如何发扬光大中华文化提出四条意见：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梁启超对儒学与君主时代特定制度规范默契的某些思想或准则时有批评，对儒学看法早年与晚年、游欧前后都有所不同，但对儒学的基本精神和准则始终都是采取肯定的态度的。袁伟时根据梁启超《论中国学术发展之大势》中一些论述，就断言梁启超认为儒学是专制主义思想，真是胆大包天。（手头《梁启超文集》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版，未收《论中国学术发展之大势》，相信其中除“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等语外，另有评议作为补充。待考），进而得出“真国学大师都认为儒学是专制主义思想”的结论，更是荒唐透顶。

关于儒学与民主之间的关联问题，曾在学界引起长期争议，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萧欣义先生曾将新儒家有关于此问题的各种观点综合为四派：第一派主张彻底打倒，推倒重来；第二派认为民主人权不合东方国情；第三派强调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学。第四派，也是最能涵盖全面、切合事理的一派认为，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只不过在长期专制政治压制下，渗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权的成分，因此不能笼统谈反对或接受，而必须首先厘清种种混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健康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马一浮、钱穆、方东美、牟宗三、徐复观等，包括梁启超本人，基本上都可以纳入第四派。他们尽管观点同中有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并不简单地把儒学等同于专制主义思想。难道在袁伟时眼里，上述人物都是伪国学大师么？

确实，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客观、全面、敢于探索”，都需要堂堂哲学系教授，仅凭梁启超只言片语就断言梁启超认为儒学是专制主义思想，进而得出“真国学大师都认为儒学是专制主义思想”的结论，岂非不够客观全面严肃，有违于“这种良好的学风”？岂非“根本不知道前代国学大师已有的成就，而从他们已达到的高度后退”？这才真是“儒学的不幸”呀。

东海一枭2006-2-11

首发2006、2、11《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附袁伟时：真国学大师都认为儒学是专制主义思想

回首百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史上最堪回味的篇章之一。梁启超无疑是其中主角之一。启蒙，办报，办学，组织政党；暗中参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代清政府大臣草拟《考察宪政报告》和其他奏章；为中国的宪政殚精竭虑；拟订中国第一部《刑事民事诉讼法》，推动中国走向法治……不少事功、言论，稳健、公允、中肯，重温史迹，人们往往为任公当年的远见卓识未能及时实现而扼腕叹息。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有机会系统接触世界先进文化，思想升华，成为公认的中国第一代启蒙大师。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被誉为当时的百科全书，不少篇章至今光芒未减。

梁启超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从11岁中秀才、16岁榜列全省第8的举人，到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再加上一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这个大师可不是冒牌货！

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却在近代不能顺利转型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必然既有瑰宝，又有极难打破的桎梏和必须填补的阙失。梁启超的高明之处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既肯定中国文化的特点和贡献，又不回避本民族的阙失，并力图探索其中原由。当前“国学热”令人惋惜之处有一点是，有些人无视前人的学术成果，仿佛自己是在空地上创造新世界。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论中国学术发展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北京影印版。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梁指出这个局面的出现有七个原因：“蕴蓄之宏富”“社会之变迁”“思想言论之自由”“交通之频繁”“人材之见重”“文字之趋简”和“讲学之风盛”。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文化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分析，即使现在看来，不一定准确，但引人深思，功不可没。除了学术是否自由这个决定性因素外，他特别注意地理位置与传统的影响。例如，他说：“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意者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在近年关于中国文化的探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类观念的影响。

与狭隘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梁启超没有停留在对传统顶礼膜拜的水平上。他专辟一节阐述“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直指先秦中国学术有六大缺点：“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也”；“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也”。

前两点阻碍科学在中国诞生和发展。后面四条带来的恶果是扼杀学术自由，进而阻挡民主与科学的进展。开其端的是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等人。“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褊狭之情，有大为吾历史污点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问其罪名，则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也……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

此外，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也是与泰西有别的缺点。孔学所以能独尊，正是由于他为专制统治者服务：“严等级，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

客观、全面、敢于探索，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好的开端。百年前，如此开篇，不愧为大师手笔。在此以后，凡是严肃的学者，大体都保持了这种良好的学风。现在有些大谈“复兴国学”的人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前代国学大师已有的成就，从他们已达到的高度后退，这是儒学的不幸。

枭文首发2006、2、11《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