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天之未丧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

“凌忽长者，轻慢同列”（颜氏家训），儒士所戒；自高自大，狂言妄语，君子不取…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某个长者或同列乃大奸大恶，凌忽轻慢还嫌轻了，是真儒士应挺身而出与之划清界线并坚决斗争；过谦伪谦不是借以藏拙，就是怕担责任，亦不可取，非美德。尤其是在这个到处都是犬儒乡愿伪君子的特定时代环境中，对于公众社会政治大问题，对于制度带来的全方位官场腐败和大范围民间苦难，有识有志之士理应当仁不让。明明有一百块钱，却遮遮掩掩地说只有几块钱，明明能挑一百斤重，却缩头缩脑地声称只能挑十几斤，非君子所为。

有网友劝我曰：孔夫子人称圣人，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吾观兄之才尚不足胜孔子。况孔子从未自言为圣，尝求学于老子。后人因敬其德，才呼之曰“孔圣”。说得很好。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三万六千行，学术有专攻，种种事业知识信息，圣如孔子，也需随时随处向别人学习。象芦大鸭子，与老枭几番文战，输得一塌糊涂还在那儿嘴硬，故我对他说：当年粱启超一闻康有为说教，立即倒身下拜，恰显梁君大师大儒风范！难道他这一拜师，就在历史上比康有为低了一头么？学问之道最可怕的就是略有所得便沾沾自喜自高自大，从此停留在某一低境而不自知------这恰恰是古今学人包括宋明小儒的通病。

不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是就为人为学之道而言。为人当虚怀若谷，遇事宜不耻下问，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在道德、思想、文化的高度自信。孔子、孟子及历代真儒同时是极富思想自信、文化自信、道德自信，极富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人，敢言敢怒敢作敢为有担当，绝不假模假样假谦虚，推三推四推责任。

孔子厄于匡，弟子们害怕了。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就体现了一种绝顶的文化自信。梁漱溟也具有这种自信。1941年日本军队袭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脱虎口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这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梁漱溟回答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问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为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梁漱溟之言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点狂了（当然这点儿狂不影响我尊他为文革以来两大儒之一），孔子之言则是实实在在的，他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诗书礼乐易每一部都是中华文化的大经大典，尤其是他晚年创作的《春秋》，实为改周制、当新王、合内外、通圣王之作。孔子作春秋，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化自信，而且是表现他祟高无比的历史责任感。孔子之时，周王朝已衰，故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孔子作《春秋》，不仅是记述春秋时代的史实，也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春秋是“以达王事”（司马迁），是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是"立素王之法”（贾逵）就象继西周再开一个东周王国一样，故孔子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又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故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故隋唐以前尊春秋为五经之首。

公羊家总结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后世学者仅把春秋当作一部编年史，不会读书也；芦大鸭子指春秋大义为强调尊卑制度，不懂春秋也。

孟子号亚圣，他的狂傲人格和道德自信丝毫不亚于孔子，某些方面犹有过之，以致受后世理学家批评曰“有英气”。孟子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充满主体意识的心态，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有他的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则不仅对后世士大丈阶层人格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人们引以为楷模。

公孙衍、张仪二人游说诸候、合纵连横、权倾诸候、名振天下，乃战国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 “大人物”。孟子却不屑一顾，认为此二人没有仁义没有原则，无非擅长摇唇鼓舌、曲意巴结、溜须奉承等“妾妇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称。《孟子》里这一段话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写照：“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励和勉励后人，再三教导不能"苟且"，不能"诡迂"，不能"钻穴"，不能行"妾妇之道"，言论、行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孟子为推行其政治主张辛劳奔波不遗余力，但在那个充满诡诈、倾轧、势利、强权的时代，面对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丝毫暂时性弯曲自己。孟子学生陈代劝孟子“枉尺而直寻”，以屈求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那样，以妾妇之道博得诸侯们的好感，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坚决不同意。他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官的人，颂扬“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强调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机取巧搞机会主义。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但在立身处世的原则性问题上，却是非常认真毫不苟且的。

很多人笑我骂我狂，那是他们太不了解我也不可能了解我。须知管党生兄说“是谁在中国甚至国际上最有影响？我！”是狂妄，释迦牟尼兄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则是百分之一千的实话真言。梁启超有句诗曰：百年之后当知我，举世如狂欲语谁？或许要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才会有些人知道我，但那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心不古，民多愚昧，遇见大善知识不但不知恭敬，反而蔑之侮之，却对伪谦士真犬儒伪君子真乡愿乱拍巴掌，那是他们的可怜，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哀！我剖肝输胆实话实说，反被俗物蠢才目为狂生。就算狂吧，孔子也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认为“中行之士”是最理想的人格，如求之不得，则狂放狷介也可以，唯有乡愿最是要不得。国人多狭隘，我示以宽广；国人多媚共，我示以反党；国人多伪谦，我示以清狂。岂为狂而狂哉；就算狂吧，我的狂不仅有真才实学和仁智勇三大德为内基的，而且有方向性针对性，是对上不对下、对党不对民的。倘孔子地下有知，亦必竖大拇指曰：好样的，我与枭！

盗亦有道，批评亦有道。例如我说“我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两脉，于传统儒释道及其它奇经八脉亦全线贯通，精萃尽搅，亦庄亦禅亦佛亦儒又非庄非禅非佛非儒，一通百通，纵横无碍”，此言极为自负，正确有力的批评应该是举出我学识上的纰漏和不足，指出我于中西文化某些方面滞碍不通之处。倘能那样，我必择善而从，谦虚受教。倘空洞而肤浅地泛泛斥之为狂，就没啥意思。我批评芦大鸭子时说过：做生意需要本钱，所谓无本生意，其实还是要“本”的，智慧、关系、信息等无形之本也是一种本。做学问更要有本，这个本，就是老老实实、实是求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态度，同时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有多大学问说多大话，故作谦虚即不必，妄言欺世更不宜。

有网友曰“老枭终究还是摆脱不了禅宗极端与狂妄之空理，还是在达摩之下”此言差矣，除了十年的努力刻苦类似、都属于历史人物两点，之外我与达摩没有可比性。达摩救世，以救世人之心为主，我现在从事的民主事业则是外王盛业。我说了，我是亦庄亦禅亦佛亦儒又非庄非禅非佛非儒，区区狂禅，焉足以范围我之见识、学问、思想、理想、胆魄、智慧、意志与道德文章？我现在所发的大都仅是为现时现地现事而作的“战斗文章”，就象孔子晚年才作《春秋》一样，我真正集各门各派之大成、传诸万世而不朽的大文还没开笔呢。

老枭之所以见中共而藐之，是因为这辈子轰轰烈烈爱过恨过笑傲过，已活得足够精彩，倘能坐坐反动派的大牢，只会让人生变得更加流光溢彩；同时我如孔子孟子以及梁子有着足够的自信在：天之未丧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我若死，众人众神众佛都将震怒！中共倘敢向我下手，必会加速崩溃掉----那等于是重症患者玩火自焚玩刀自割，而具体执行者也因其罪恶之轻重而各得报应乃至难逃意外（我死了，再为你们祈祷、求情就不灵喽）！不信就请拭目以待吧，哈哈哈。有枭诗为证：

亦凡亦圣亦雄英，独对今人抚古琴。

十万图书一腹贮，五千文化两肩任。

打通微奥东西脉，炼就精纯日月心。

莫笑眼中常泪满，吾民吾国患忧深！

2006-1-3东海一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