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未能走路，莫嘲人不飞---与蒋庆先生做个怪脸

   蒋庆先生是国内极少数值得我尊重的学者之一。曾在安顺诗友老象家中读其《公羊学引论》，大为叹赏而起共鸣，也解决了我思想上的一些困惑。先生接孔孟之心脉，继往圣之绝学，弘外王之大道，大有功于儒学。胡江的“制度创新”口号喊了十几年，其实他们自己没有、广大学者大师也不敢越“社会主义制度”雷池一步。只有大儒蒋庆另辟蹊径，避开社会主义道路，创出了儒家民主制。

   蒋庆认为，民主是西方文化土壤中生出之制度，并非人类普世之共法，今日要再造中国政治制度，必须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原。蒋先生提出：王道政治乃至任何合法之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三重合法性基础，即超越之基础（天道的合法性）、文化之基础（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及民意之基础（民意的合法性）。在《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中他写道：“以‘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以‘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以‘大一统的尊王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无论古今中外，凡政治秩序欲合法，必同时具有此三重合法性的基础，即必同时具有民意（世俗）、超越（神圣）、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基础，缺一必不能合法。”

   如蒋先生所言，儒家民主确实革除事西方制度中民意独大的弊端，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功利化平面化特征，确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与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当代西方民主也是望尘莫及。参天通地，尽善尽美，陈义之高，令人惊叹。遗憾的是，这种“以儒学义理为基础反映时代要求的”、“依孔子改制的原则应该是创造性地综合各种制度的优点而形成的”的民主，这种“现代儒学开出的新外王既有现代的特征又坚守儒家的根本、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制度，目前还只是一个空架子，具体内容，尚待“儒家学者长期细致的研究才能确定”。

   更遗憾的是，现政府别说什么超越、文化的合法性，连基本的“民意的合法性”都不具备。据说“基层民主”了，在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走走形式（许多地方连形式也懒得走），职工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在农村，村长的选举权是残缺不全的（在乡党委监管下）。纵然“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政治”，总比最基础的“民意合法性”都没有的一党独大的政治强吧？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之类老调，人们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中共也知道这些弥天大谎的效用越来越微弱，老邓提出“摸”论，实际上就已承认了“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破产。

   蒋庆对儒家民主是真诚信仰，中共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双方真伪善恶截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躲开或抛开相当成熟的现成民主模式（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各有特点，并非一致，但都离不开“公开定期的选举”这一“模式”），另搞一套更优越更高级的特色民主。蒋先生说得头头是道丝丝入微，我却不由得想起了“涸辙之鱼”的寓言。

   钱穆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连民意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奢谈什么“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自己还没学会走路，却以为已经飞起来了，还嘲笑别人不会飞！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蒋庆先生与儒家学者当然可以躲进书斋成一统（其实儒学是一种济世之学，讲究现实和当下，可不主张躲进书斋搞所谓的纯学术），“继承孔子的王道理想，汲取《春秋》公羊学中的政治智慧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慢慢去“创”去“摸”比现存西方民主模式优越、先进、高级得多的儒家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我也相信蒋庆心目中的儒家民主是比西方民主制度更高更完全的政治理想，可已成涸辙之鱼的中国人民，只望的升斗之水救命，等不及先生们引来那滔滔的西江之水啦。我对蒋庆先生是很尊重，但君子和而不同，见其迂阔处，忍不住做个怪脸。

   2005-11-14东海一枭

   注：文中括号内皆蒋先生语，见《政治儒学》一书

   首发2006、1《北京之春》，发表时标题改为《略论儒家民主》。同时，本文收入《“蒋家儒学”的几大认识误区-------蒋庆批判之一》作为第二章笫三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