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离不开驾驶员。但正常情况下，乘客们有权选择乘车的方向和目的地，有权要求驾驶员好好开车，不能因夹带私货、喝酒享乐等私事而影响公务、耽搁时间。如果驾驶者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乃至出了路线方向的大错，犯了浪漫主义的疯病，将车子开向峭壁悬崖，那么，乘客有权中止他的工作，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选择驾驶员。 　　 　　如果有这样的驾驶员：他的驾驶权是抢来的，或上头委任的，又独断专行，想怎么开车就怎么开，想往哪开就往哪儿开，想带多少私货带多少私货，想回家就长途绕道回家玩，而且蒙住乘客眼晴、塞住乘客耳朵、缝住乘客嘴巴，不许乘客提意见，更不许示威抗议！把胆敢异议者打为反革命分子、反动人士，或砍掉脑袋或关进监狱或赶出车外。纵然东撞西碰进一退三，零件丢的丢坏的坏，乘客死的死伤的伤，还要逼着全车老小强忍悲痛昧着良心大唱赞歌。而且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了，还抓着方向盘不放，去见马克思前，还要指定亲信作为下一任开车人。如果有这样的驾驶员，一定很可笑很可恶也很可耻；如果有这样的故事，一定是发生在童话里的。 　　 　　老枭曰：非也非也，这样可笑可恶可耻的事，古今中外都有发生！世间一切封建专制统治者，家天下的所有者，法西斯独裁者，不都是这样干的吗？包括现代和当代中国。那大大小小的领导人，上到国家主席，下到乡镇县长，不都是指派来的驾驶员吗。碰上好的（清官）还好，碰上坏的（昏官、贪官），乘客们（老百姓）可就倒霉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听天由命，个人的国家的命运之宝，只能押在指派的驾驶员身上。小驾驶员犯了错误，还有上面能够阻止；而大驾驶员的权力，则是全赖他道德自律而不受任何制约的。乘客纵然大祸临头，也只能怪父母不好，让自己上错了车。 　　 　　以上感慨，是最近读古籍读到一则小故事而引起的。《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原注中写道：说苑曰：“有东郭祖朝者，上书于晋献公曰：‘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使人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预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其祸亦及臣之身，安得无预国家之计乎！’” 　　 　　查《说苑》原文是：晋献公之时，东郭民有祖朝者，上书献公曰：“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朝朝其君，举而宴，御呼车，骖亦呼车，御肘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何为借呼车？’骖谓其御曰：‘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辔衔耳。子今不正辔衔，使马卒然惊，妄轹道中行人，必逢大敌，下车免剑，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宁能辟子之辔，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呼车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 ’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忧深。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献公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也。 　　 　　大意是，东郭草民祖朝，上书晋献公要求听听国家大事和方针大计，献公派人告诉他：国事有我们吃肉的人考虑，关你们这些吃野菜的小民屁事呀。祖朝回话把国家比作车子，把君主比作开车的，把老百姓比作乘客：你万一乱开车把车开到山沟沟里，我们也将一起遭罪，怎么能说与我无关呢？ 　　 　　说得多好啊，这个祖朝，民主意识之强烈，比起许多当代人，犹有过之，可谓古代的民运人士嘛。更难能可贵的是，晋献公听了，不但不把他赶出国门或打成反革命分子，反而召见他，与他恳谈了三天，并立为国师。可叹当今，祖朝尤在，献公无存！ 200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