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上街，顺手买一份《南方周末》消谴。一篇《小干部五年孤身斗贪官》的记实长文，深深打动了我。

   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杀人案，曾轰动全国。文中主人公即是李大书记要杀之而后快的反腐斗士吕净一。正如《南方周末》所写的：“对手是个位高权重的角色，而作为小人物，吕净一进行了长达5年的几乎是‘一个人的抗争’，他显示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公民所亟须的宝贵品格：个人自尊，责任感，独立思考和韧性。”

   读完全文，在被吕净一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动的同时，脑海里渐渐升起了两个大问号：

   问号之一：

   吕净一和李长河作了整整五年的艰难斗争，才将这个巨贪拉下马，那么，李长河的问题，肯定在五年前就存在了。远的不说也罢，在这整整五年里，在吕净一不断冒险举报李长河的五年里，平顶山市、舞钢市、河南省、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政法部门------监察呀纪检呀，你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贪官雇凶杀人、举报者重伤又丧妻、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等到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时候，才对贪官“依法惩治”？至少，他们渎职了，“行政不作为”了。

   “不作为”也罢了，更可怕的是，吕净一“每次给上级机关的举报材料，最后都会回到李长河手中”，更可恶的是，舞钢市检察院等“有关方面”反过来为虎作伥，积极充当了李长河的帮凶，伪造有关证据，要完成李长河下达的把吕净一关起来的旨意。在伪证被一一驳倒，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居然“秘密审判”，判处吕净一有期徒刑一年。

   我国政法部门堆床架屋，重重叠叠，什么反贪局呀监察局呀纪检委呀政法委呀，机构不可谓不完善，队伍不可谓不庞大，可效果如何，三岁小孩也知道：瞎子戴眼镜-----摆设。近几年来，许多大贪超大贪，那一个是政法部门主动“揪”出来的？大小贪官失事，或拜小偷之赐，或因个别反腐斗士持之不懈地“作梗”，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吕净一胜利了，“这是正义的胜利，意志的胜利，人性的胜利”，却胜得何其侥悻呀。如果李长河不出“雇凶杀人”的愚蠢下策，如果吕净一不敢以下犯上或“以怨报恩”，如果吕净一上告几回后半途而废，“如果李长河的行凶手法更隐蔽，如果吕净一一头倒在血泊中长眠不醒，如果吕净一没有冒死记任那辆车牌号……”…，随便那一个“如果”不是“如果”，李长河都不可能“水露石出”、“罪有应得”。将反贪反腐的重责寄托在小偷和少数“反贪勇士”身上，堪称一大奇观。

   问号之二：

   宪法上明明写着，嘴巴上声声喊着：一切权力归人民。实质上，一切权力、各级领导人手中的权力，都来自“上面”。吕净一镇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是李长河给的。所以，“李长河对吕净一有过知遇之恩”。为了让吕净一放弃上告，李长河说：“我对你有考虑，不要担心职务问题。舞钢市任何一个单位，你随便挑，我亲自送你上任，看谁敢说啥！”，瞧，舞钢市的所有职务和权力，就在李长河夹袋里揣着哩。

   我曾久久地问自己：如果我是吕净一，会举报李长河否？最后的结论是：否。不是对贪官不愤恨，不是慑于贪官权大位重怕打击报复怕穿小鞋坐监牢，不是不敢为而是不忍为啊。如果我是李长河“提起来”的，我就受了他的“知遇之恩”，连恩人的“门都没摸过”，连“2000、5000都没送过”，已是有愧。恩人有问题，最多敬而远之，老子不干了，岂能反过来举报他妄图置他于死地？

   《新智囊》中一段话引人深思：“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受恩多难立朝矣”。劝当官者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不然，不好做事。

   当然，有公义，有私恩，从国家和人民的大处着眼，为公义而灭私恩，吕净一所作所为，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光明正大。只是老枭为人恩怨分明，迂腐之极，公义要讲，私恩不能不顾，对于吕净一之类斗士，敬之，却不愿效之也。

   在专制体制内，官吏的任命和提拔，都是自上而下的，恩出于上，离不开上级领导的赏识、关照和知遇。历代朝廷党争，当今窝案频发，推原寻根，乃是这种用人制度造因于前，遗祸于后啊。解决的办法，拨斜归正，弃专制行民主，让官吏自下而上由人民推举，从群众中来，恩出于下，出于老百姓。不然，象老枭这般人物，要是当了官，有些事就不愿放手去做，以免开罪甚至遗害恩人而良心不安。而万一成了贪官，我就广施恩惠，拚命提拔大批官员，让他们不忍告发，呵呵。如此简单的道理，中央衮衮诸公想不到吗。

   两大问号，渐渐凝聚成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当今中国，真乃贪官的乐园、腐败的天堂啊！东海一枭200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