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枭眼看人之十七：脚踢李国文

五月出差北京，行前从书摊上随手抓了几本小书供途中消谴，其中有一本《大雅村言》，作者李国文，文坛大腕也，曾荣获“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且在内容提要中写道：“本书纵横捭阖，文史兼顾，那一篇篇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檄文，犹如匕首，投抢，穿透了历史与现实”。翻读了几篇，倒是“大为震撼”，仿佛踩到了狗屎或吃进了苍蝇，当时曾作小诗一首以表厌恶之情：

读某作家散文集，其中充满

乡愿气和驼鸟味，齿冷久之

今古原无异，铁蹄踏踏来。

缩头龟渐老，埋首鸟堪哀。

介士每招祸，名家竞幸灾。

洋洋何得意？做稳小奴才！

世间垃圾文章、奴才作家太多，倘每见即怒，可生不完的气，不去睬它罢了。日前却听说《大雅村言》居然获了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类的头名，不觉大惊，难道我误记或看错了吗？急从书店再购回此书连夜拜读，几篇过目，又是恶心如故。许多篇中洋溢着的那种委琐庸俗的市侩气、圆滑世故的乡愿气和故作清高的伪君子气，熏人欲呕。

北魏崔浩，“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是一位大文人，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他在编撰北魏国史时，“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以致‘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于是帝大怒，不但尽诛清河崔氏，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在《得意与忘形》中，他写到崔浩的大悲剧时，感慨曰：“如果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他警告后代文人：“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总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虽然，从现代的眼光看，崔浩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已非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但，这场大悲剧，既使属于专制集团内部的狗咬狗的斗争。比起拓拔氏的九五之尊，崔浩毕竞是小狗，是弱者、受害者。而且，与极端野蛮落后、好战尚武的鲜卑族的一支，崔浩毕竞代表着文化和文明。崔浩作史时“务从实录，以彰直笔”的态度，更是令人好生敬重。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有崔的勇气，也不至于把历史当代面团，听从强权的指挥捧，一会儿捏圆一会儿捏方了。

李滑头却是非不分，还在一旁幸灾乐祸，笑道：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在《闲话建安七子》中，对于直接或间接死于曹操之手的孔融、祢衡及被“减死输作”（免死，劳改）的刘祯，他写道：“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他嘲笑祢衡：“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呆过，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掉一条小命”。

他嘲笑刘祯，“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

你瞧他多聪明，多为文人着想：文人们哪乖一些、安生些吧，不但不应反抗专制强权，既使崇尚“通脱”，也应适可而止，别过了头，越出文学的范围，以免惹祸上身呀。

在《大雅村言》这本垃圾书中，凡写到文人倒霉了，李滑头都喜欢冷嘲热讽一番，以显示自己是多么聪明，多么善于避灾远祸，明哲保身。把肉麻当有趣，以世故为成熟，只有利害计算，没有是非观念。不但无聊、而且无耻！

老枭生平瞧不起文人，在《枭眼看诗、看人、看世》系列中对古今文人，极尽嘲讽斥骂之能事，但我瞧不起的是委委琐琐、唯唯诺诺、根风献媚、圆滑奸诈甚至舔痈舐痔的无行无耻的文人，予头所指，实乃造成文人软骨和阳萎的专制政体。对于那种敢言敢怒、亦箫亦剑、骨傲血热、不畏邪恶者，却是充满敬仰的。如当代李敖、余杰，现代鲁迅，古之屈原、司马迁、李白、屈大鵃…，等等。可这个李滑头居然连司马迁也敢嘲弄。

在今年第4期《随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司马迁之死》，他这样写司马迁的：

“其实子承父业继承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海芫醯盟侨宋铮苁遣桓始拍幸恢直硌莸挠！?

把司马迁冒着杀身大祸为素无来往的李陵向暴君求情，说成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一种表演的欲望”，就不仅仅是滑头了，这已丧失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与正义感。中国作协把鲁迅文学家授予他，这是对鲁爷极大的侮辱。鲁爷地下有知，定然气得再死一次！

我特别赞同肖夏林先生对《大雅村言》的评价：“说是杂文吧，他没有一点直面真理直面黑暗的勇气和力量，他在文中除了借古讽今地谩骂知识分子外谁都不敢骂，，而且不敢指名到姓。虽然他看起来歇斯底里，但是却是空腹般的道貌岸然空洞乏味，而且也骂不到点子上，一个阶级斗争的阳痿的痞子的变态的投机的委琐的灵魂，到是在“大雅村”里活灵活现”。

也可见当代文坛以及作协这个文学衙门是怎样的堕落和肮脏了。

专制千年暴风雪，可怜民气摧残尽。文人啊就请手下留点情，再不要“作不该颠倒的颠倒，为鬼作伥”了吧。

老枭一向主张只攻观点不击人身，但对这个李某人，却忍不住狠踢一脚，效法嘘堂大君，非人与文一起“攻击”不快。可惜脏了我的日行万里的臭脚

20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