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继“文革”之后中华民族肌体上的一大巨创，也成了中共碰不得说不得的一大心病。世界上除马悲鸣之类搞笑大师敢发“中共万恶，唯善六四”的奇谈外，即使当年一些元凶帮凶，在谈及“六四”时也底气不足，知道镇压学运屠杀同胞在道义上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杨尚昆的家人证实，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对如何对付示威者确实存在争论，杨尚昆希望以更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个人并不赞成开枪。据香港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导，李鹏写本了本书《关键时刻》，详细说明镇压六四决策过程，肯定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同时撇清他本人的责任，为自己“平反”，但遭到中共中央否决，认为“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有北京学者说，这些年来，大陆政坛仍活着的老人，或者已经去世的政坛老人的家属，都在透过各种管道，以各种方式，撇清他们在当年“六四事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蒋彦永医生在关于“六四”的“上书”中称，在六四镇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杨尚昆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上书”中还说，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陈云同志也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
   
   “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没有用坦克、军车轧死轧伤一个人”之类谎话早已纸包不住火。党和政府唯有千方百计淡化“六四”，把“反革命暴乱”改称为“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从批判、丑化“六四”群英改为严禁媒体谈论“六四”及相关话题。然而，封了国内人民的议论封不了国际社会的责问，封了网民的议论封住家奴的嘴封不了海外记者的嘴。中共及党用文奴为了给“六四”暴行辨护可谓费尽心机找尽借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镇压就要亡党亡国，国家分裂，就没有稳定，就没有这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

   
   2004年3月14日，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一位美联社记者关于“六四”的提问，温家宝总理也是重谈“稳定团结发展”之类老调。尽管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没有像过去江泽民或朱熔基那样重复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维护了“政局的稳定”等标准提法，只强调稳定，但仍然是在含糊其辞答非所问躲闪逃避绕着弯走，充满不讲是非没有正义的“苟且”味道和强盗逻辑。而且，温总理的翻译小姐在翻译时删去了“六四”、“蒋彦永”、“天安门抗议”和“承认镇压是错误的”等内容，一副做贼心虚的小样。
   
   稳定团结发展固然重要，但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政府廉洁，牺牲环境、道德、正义去追求，乃至以对学生市民的血腥屠杀野蛮镇压去获取。没有程序正义手段正义何来目的正义？那样求来的稳定团结必是伪的，那样得到的经济发展必是难以持续的、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的。林牧先生在《读史随笔》指出，二十世纪至今，中国经济有过四次高增长，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后的十年，第二次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及其部属北洋军阀掌握全国政权的时期，第三次是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最初十年。以上这三次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都没有改革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不曾带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转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且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政权自取败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是第四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江时代GDP崇拜已带来巨大恶果，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否定GDP崇拜，强调不再追求单方面的高速经济增长率，等于变相承认江泽民时代追求高速GDP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对于这些道理这些问题，对于“六四”属于大违道义原则、文明原则的国家犯罪，温家宝不可能不明白。所以，他只好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苟同苟容好强辞夺理罔顾左右而言它了。
   
   这让我想起《孟子尽心篇》中的一段。“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居仁由义，乃“士”之事，更应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事。遗憾的是，经过“文革”和“六四”的摧残，自上而下，从官到民，民族精神迅速痞子化犬儒化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多的是些丧失了责任感、正义感、是非心，没有道德标准和道德担当的猥缩庸人、卑鄙小人、狡诈奸人、凶残恶人，像朱熔基、温家宝这样相对廉洁而亲民的好人已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温家宝。他果断废除了收容遣送恶制，他深入厂矿山区，为民工追讨工钱，他的平民风格、亲风作风、爱民精神，实属中共的异数。
   
   许多小事上，温家宝也仿佛做到了他自许的“一个敢于负责的人”，一个“四真”的人。陪伴赵紫扬到天安门广场看望过绝食学生的他，对学运无疑是持同情乃至肯定态度的，贵为总理的他对“六四”也是最多机会条件讲真话、最有发言权的。然而，一到“赵紫扬”、 “六四”之类关键问题上，他更是露了怯，露出了圆滑、“乡愿”的尾巴，变得缩头缩脑圆头滑脑不敢负责不敢真挚了。他是好人，也称得上是正人，却不是一个居仁由义的“大人”，不是当仁不让、见义敢为、威武不屈的大丈夫，不是敢于改革旧制度打开新局面、勇于对历史对未来对民族负责的大政治家！
   
   有人认为，平反时机还不成熟。不去挑六四的创痛，等于默认有错误又不承诺平反，这是目前中国政府能做到的最好办法。我不以为然。十五年过去了，“六四”英雄还在坐牢或逃亡，“天安门母亲”泪已流乾，针对民众的国家恐怖主义还在持续，而当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曾经跟随赵紫阳亲赴广场的温家宝已高居总理之职，时机还不成熟？何时才算成熟？在原则性的国家大事上，在事关大量民众生命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岂能打十几年的马虎眼和十几年的稀泥？
   
   六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碍。“六四”令中共蒙耻，令中华蒙羞，“六四”不正名，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正气难伸，民愤难平，广场上的无辜冤魂有志雄魂死不瞑目，什么团结稳定振奋精神振兴中华，皆空话虚言耳。所谓的稳定，是特权的稳定，也是火山爆发前的稳定；所谓的发展，是付出了公平公正、平等人权、生活质量、环保教育和道德正义等等巨大代价的，是以民为奴、以人为猪、不可持续、不符科学的发展，而且是只有一小撮权贵才有资格享受经济成果却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发展。
   
   朱熔基初上任时大发豪言，后来却以当一个清官为满足，一百口棺材云云成了世人的笑柄。作为一国总理，仅仅满足于有限的廉洁、小小的“四真”是不够的。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庸人、小人、奸人乃至恶人的统治，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硬”起来，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坚持真理，正道直行，成为居仁由义、开创历史、以道自任、以天下之重自任的大政治家？
   
   东海一枭2004、3、18
   
   
   5/9/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