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上看，中国当然是一个大国，吾民吾党也喜欢以大国自居、自豪。吾党动辄要到国际上搞一搞“大国外交”，表现一番“大国风范”，动辄亲自出马或借洋人之口大吹大擂，什么“我国综合国力跻身世界经济大国”啦、“亚洲主导经济大国”啦、“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军事大国”啦、“中国却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人才大国”啦、“中国初现科技大国之姿”啦、“大国风范的外交战略”啦，等等。
   
   然而，老枭以为，一个国家“大”不“大”，不能仅看地域广不广，人口多不多，也不能仅看经济总量高不高、综合国力强不强，科技、军事水平如何，这都还不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还应看它政治文明的程度，即政治的大小、政府的好坏。就象一个人是“大人”还是小人，不仅在于块头、岁数，也不仅在于权势能量，还要看他的气度胸襟、智慧理性如何。
   
   因小失大，这个成语很富有哲理。鼠肚鸡肠毫无容人之量，贪图小便宜，追逐小东西，玩弄小动作，往往成不了大气候，失去了“大”的希望和可能。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宏大宽畅的度量风范，爱耍小心眼玩小动作，也是“大”不起来的。遗憾的是中国政治就是这样狭獈险忌的缺乏大气魄大智慧、充满小心眼小动作的小人政治、小丑政治。

   
   这种“小”，体现在它无数的阴谋阳谋、黑箱操作上。政治成了密室里的私人之事，成了暪与骗的诈术、黑与恶的霸术，任何事情，包括自然灾害、疾病信息，都可以上升为“国家机密”。
   
   这种“小”，体现在它对异议异见的严防严打上。凡是不与领导、不与“上头”保持一致的言论意见，就是反动思想、反动分子、敌对势力，就是“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是社会不稳定国家不安全的因素，就要进行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坚决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种“小”，体现在它的特务行为、警察制度上。用欺骗、恐怖和暴力的手段来管理民众，治理国家。对于异议者，总是偷偷摸摸地抓捕、鬼鬼崇崇地审判，不许媒体采访，甚至在审判时不许律师辨护、不许亲友旁听！
   
   这种“小”，体现在它的用人制度、组织路线上。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任人唯亲和汰优用劣。 任人唯亲：非中共党员不予提拔任用，各级领导热衷于任用“亲”人、安插亲信；汰优用劣：唯坏人和小人是举，把良知正气犹存和能力才干杰出者淘汰掉，把无知无能无德的三无牌人员选拔上来。因为这种人奴性，听话，不会“窝里反”，不会损害党的利益、特权的利益。
   
   这种“小”，体现在所谓“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上。没有长远的眼光宽大的胸襟，没有道义原则国家利益，有的，只是一党之小利、一己之私利，象小人物登上了大舞台，丢尽了脸，差点落入那几个千夫所指的小无赖的行列…。
   
   我党所追求的，只是特权的稳定，至多还有经济效益之类的“小东西”，对于民主的政治、民众的福祉，它是不予考虑的。它追求经济的发展，是因其有助于特权统治而已。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据说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１万亿美元，可我们的穷孩子依然上不起学，弱势群体依然看不起病，教育卫生状况、民生状况、人权状况依然持续恶化。我党将庞大的资源投向军备、统战、门面工程，并用来加强对民众的防范和监控…。
   
   既使是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也是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极不相称的。什么经济、科技、军事大国，与美日法德那些真正的大国比比吧。例如科技方面，按照科技强国、科技大国、中等科技大国、科技发展中国家和科技欠发达国家5类进行划分，我国仅属于“科技发展中国家”。二十多年来，大陆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搞出过任何一项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近年来，科技竞争力、科技水平总体上一直在下滑。教育方面，我国文盲人数的绝对值仍为世界之最，教育支出长期处于世界后列，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而且人才流失现象异常严重。
   
   政治的“小”，严重地挫伤了人民创造、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连锁反应式地导致了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小”。人口愈来愈多，力量愈来愈弱，国家愈来愈“小”。政治的“小”，也把许多大人物变成了小男人、小人，把许多大事做“小”了搞坏了。
   
   专制政治作为小男人、小人政治，与真诚、豪迈、正气、博爱等美好的品格是难以兼容的。具有这类品格的人，最容易被抄斩被诛灭被驱逐选择性地淘汰出局，久而久之，男人就小了下来，中国就成了小人国。特别是官场上，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却大得异常：办起公事，大权独揽，谋起私利，大显神通，打起官腔，大言不惭，用起人才，小才大用大材不用，形式主义，阵容强大，传统糟粕，发扬光大，化起国资，大手大脚，帮起（国际）无赖，十分大方…。
   
   政治是纲、是基础、是根本、是火车头，政治太落后太小，别的方面很难先进起来、大起来，一时的领先和做大，也是持之不久、举而不坚的。对此，德国韦伯早就说过：“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韦伯的预言已被二战的德国和前苏联充分证实。要排除这种令民族振兴的愿望落空甚至令民族本身解体的“内在危险”，要把中国持久地做大，使我中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国，就要让该小的小下去、该大的大起来，就要把专制做掉，把政治做大。
   
   东海一枭200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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