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著述1,400万言，融汇中西，出经入史，其文挟风云之气，孕雷霆之威，一纸风行海内，令慈禧读之失声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读之击节赞赏，老枭拍案再三、称羡不已。所羡者非梁氏文字、思想之功力，而是其所处之时代，居然能容他公开办报并抨击政府之腐朽黑暗、批判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俯今追昔，那是一个相当自由辉煌的时代：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群雄并起，与梁氏一道，启蒙思想，“去塞求通”，开创了新闻文体和近代化报业。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复辟称帝，仍有《顺天日报》胆敢说“不”，不断刊登反复辟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克定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象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通过“假报事件”，可见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

   　　国民党时期，尽管当局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同时仍允许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并不断发表十分尖锐的反蒋、反政府的“反动言论”。国民党大老于右任还曾为该报题签！要知道，那可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年代呀。据说老蒋常常被该报搞得心烦意乱，曾屡以自己的名义签发过手令，责令“有关部门”对《新华日报》进行追查。他逃亡台湾后，在谈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曾反思曰：“允许《新华日报》出版，是我们最大错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国民党居然颁布过《出版法》和《新闻法》，尽管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用新闻检查的手段，来约束报纸，但毕竟“有法可依”，“有关部门”就不敢太过乱来。

   　　可见，即使是封建君主、军阀军主、国民党党主专制时期，人民仍在一定程度上葆有说话的权力，葆有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费孝通有言：言论自由，国民党时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时是有与无的问题。国民党是封门，共产党则连窗户也堵上了（大意）。一个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执政党，却以偷偷摸摸的隐晦手段，实行实质上报禁、网禁、言禁，乃是对历史的反动、对民主的嘲弄，真不知其先进性体现于何处。

   　　16大报告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离不开民主和法治。言论自由权则是重要的人民民主权利。让人民了解国内、外真实情况，让人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在报刊、电视、网络、会议上，畅所欲言，自由地发表、坦率地交流各种真实的意见、建议、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时弊的揭露、对政府和党的批评监督，是真理正说、还是邪说歪理，交给人民自己去判断，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是政治文明化民主化的第一步。

   　　把思想言论自由和办报自由还给人民，当务之急，是制订新闻法，落实宪法中言论自由的条款，使新闻舆论自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得到具体的保证。1980年及此前，一些人大代表和新闻界人士就曾提出这一问题。在胡耀邦、赵紫扬二公的支持下，有关专家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准备，可惜因89学运而中途夭折了。现在是到了把这一问题重新列入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现时代的新闻法，当然要比国民党时期的新闻法进步、积极、全面。它不是用来监控、箝制、摧残、压迫新闻言论自由，而是用来解放思想、保护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使上下相通、内外相通，使传媒更好地传达民情民意，监督政府和官员，为人民利益和祖国建设服务。同时，新闻传媒既可官办，也可民办，既可法人办，也可集体办、个人办。这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国民党时期，“采取报纸期刊不仅必须申请登记，而且必须获得批准始得发行所谓特许制度的，更只有法西斯国家始有此恶例”（《新华日报》1946年6月29日《社论》）。而今更是变本加厉：民办报刊，但凡涉及社会政治内容者，根本不可能面世，思之令人心寒。

   　　世界早已步入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时代，中国新闻业只有从观念、政治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真正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从而跃上时代潮头，成为政治改革的排头兵。新闻改革与政体改革，唇齿相依，相辅相成，互相促进。（200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