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依旧人民是贱民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有“四缺"”。一缺自主就业的合法资格和身份；二缺平等的受教育权力和机会；三缺与土地脱钩的选择权力；四缺从政（进入政府机构、制定政府政策）的条件和机会。表面上，政府会以口号、文件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实际上却以剪刀差的手段和对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完成了对农民实质上的深刻岐视和盘剥。

“改革开放”了，户口松动了，农民可以到城市找活干了。找不到活时，他们被称为盲流，有了活干，他们就被人称为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他们干着城市里最繁重最肮脏最劳累的体力活，而薪水最低，还常常领不到。他们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他们依然是名副其实的贱民。

其次，工人阶级是贱民。一切都由一小撮官僚说了算。广大职工亳无参与感，毫无集体谈判和抗争的权利，不然，就是造反、颠覆，大刑和监狱侍候。国家这条大船不堪重负了，国企需要改革了，多少无权无势，名义上的国家主人被赶下船，被迫要求以下岗的方式来为国家作最后的牺牲。他们或拿到少许遣散费自生自灭，或工资和遣散费都被拖欠而投诉无门。

又其次，知识分子是似尊实卑的高级贱民。乍看似乎收入不错，地位较高，其实内无独立意识，外无直言权利。只有歌功颂德当马屁虫磕头虫的自由，没有言论、舆论的自由，没有独立独行忧民忧国的自由。犬儒而已。其实，从人权的角度看，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贱民。

如果按体制内和体制外区分，与体制内的国家公务员相比，那些没有享受，或者不能享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待遇的、没有单位的体制外国民是贱民。

胡鞍钢将中国城乡称为「两种制度」，藉此说明城乡在身份上、教育上、就业上、公共服务上、财政分配上、政治权利上的差距；将中国地区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上海、北京、深圳，第二世界：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地区，第四世界：贫困地区），藉此说明地区差距；此外，他又将中国分成「四个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知识社会），以说明各自特点及其差距。第四世界人民与第三世界比是贱民，余以此类推；农业社会人民与工业社会比是贱民，余以此类推；第一世界和知识社会的人民与港澳台华人比，是贱民。

在中国政府眼里，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都是贱民。比如，根据《公安部暂住证申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中的相关条款：同样是到中国某地暂住，拟暂居一个月以上的中国人需办暂住证，暂住证的最长期限为一年，外国人居留一年以上的才需要办理居留证，居留证的有效期可签发1年至5年；又如公安部公通字（1992）64号文件《公安部关于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不得实行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的通知》中规定，中国大陆公民如果涉嫌犯有“不够刑事处分”的罪错，或“有重大犯罪嫌疑”，可以不必经由审判程序而被收容审查或劳动教养，之所以“不得对境外人员实行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是“为了保证公安机关在办理境外人员违法犯罪案件中严格依法办事”，似乎对于中国人就没有必要“严格依法办事”了。又比如外国人的护照比中国人的身份证好用得多威风得多，公安局办理“涉外案件”会比处理本国人的案件积极得多及时得多等等。从经济生活到日常生活，外宾待遇都比国民待遇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当然，从更高的层次而言，所有无权无势的平民，无论中外，在统治者眼里，都是征不足道的贱民！

自古以来，最瞧不起中国人最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最残酷无情地压迫、剥削、掠夺、凌辱、镇压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特权分子。忍受着一个接一个的强权，忍受着无休无止的高压政策愚民政策，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奴隶史，盛世和衰世的区别，只不过在于人民“做稳了奴隶和没能做稳奴隶”（鲁迅语）的差别而已。

看到“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恶毒攻击”的网文《大陆的次等公民们仔细听了》，嘲笑中国人是“次等公民”，理由如下：香港是你们的，去香港或去深圳特区还要办暂住证，还要缴费；没言论自由，不敢随便说话写文章批评政府，不能自由上网；你们的警察对你们好象是对犯人。真可怜…，等等等等。惹得一批愤怒青年怒火冲天，却又没理由反驳，只好喊打喊杀乱骂一通。

老枭看了之后，却是大悲大痛，感慨万千！呜呼，“可怜革命早功峻，依旧人民是草民”！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才能不分户口、职业和地域，都能享有基本相同的国民待遇；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才能拥有人的尊严和自由----有思想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站起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啊？

《人与人权》（Humanity and Human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