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政局纷乱，社会动荡，士大夫和太学生集党结派清议朝政，引发了党锢之祸。士人屡遭迫害，为求明哲保身，故多沉淫清谈之中，“好老庄、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从老庄学说中寻找归宿，导致了魏晋清谈之风的兴起。

   所谓清谈，是就老庄佛道之学所作的“究天人之际”的玄妙辩谈，颜氏家训勉学篇所谓“剖玄析微”是也。后汉书郑太傅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这大概是“清谈”名词的初创。何晏、王衍等魏晋权贵，镇日谈玄说道，不理国事朝政，终致神州陆沈，被后人斥为“误国”。

   清谈之风起于两汉，盛于魏晋南北朝，从此成为中国文人和政客的传统标志之一。"低眉拱手只顾谈性命"的南宋理学家，明末、清末的迂腐大臣，都属于这种传统中人。而今夸夸其谈冥顽不灵脱离现实的老左们、靠讲原则背教条吃饭的党国官僚们，"坐而空谈无人能比，临机应用百无一能"，也都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其实清谈未必误国。“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有 “好兴利”的王戎。一般文人学士，也无资格误国误民，有资格的是那些伟人、英雄、政治家、革命家，祸国殃民的是他们的无知大言、无根空言、无聊华言、无耻莠言、无据假言！

   但是“肉食者”都喜欢把“清谈误国”的大帽子戴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异议分子头上。而他们所反对的，乃是批评政府、有关政治的清谈。帮忙帮闲们也跟着起劲起哄。2002、11、15《民周刊-茶舍》里有一篇《闲话清谈客》（作者谈古），就是此类起哄文章之一。

   文中清谈意指文人政客之“清谈”，又着重针对知识分子“清谈政治”而言，特指“谈旨佐以国家形势，百姓民生”、“谈一国之事”的清谈。作者认为清谈之人都是别有居心，或“为仕途打点一些资本”，或“总想有名主三顾茅庐”。而清谈之害数不胜数，轻则误己误人，重则误国误民。前者举弥衡被杀、章太炎差点自杀为例，笑他们迂腐；后者举马谡、王明为例，证明“清谈的危害有多大”。

   古今文人因言招祸者众矣，古今文字冤狱多矣，受害者岂止弥、章二位？但这个责任应由制度来负。专制政治最畏惧异议、最反感清议，最害怕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如果当今的思想自由度、政治宽容度仍然停留在三国时代或者袁世凯时期，如果今日弥衡仍然要为骂曹操、黄祖而致杀身，章太炎仍然要为骂袁世凯而被软禁，良知未泯者是嘲笑今日弥章之徒不识时务不懂政治呢，还是谴责、抗议曹操黄祖袁世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逆时而动？是非黑白就明明白白地摆着，作者居然也敢颠而倒之、混而淆之。

   赵括、马谡古代军事指挥官，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又固执冥顽，脱离实际，败也固宜，与他们善不善于清谈无关。王明军事冒险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单纯归罪于王明是一个“清谈者”。谢安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清谈客，同时又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不是成功地指挥了淝水之战吗。更为重要的是，军事与政治是不同的范畴，缺乏可比性。古今军事都要求铁的纪律，现代政治则贵在民主自由。

   孙中山曰：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路易斯-博洛尔曰：政治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它与每一个人的生活乃至生命密切相关，自当允许公众谈论。清谈政治乃至议政参政，是每一个公民包括知识分子正当而神圣权利，也是富有政治热情的表现。

   既使有些人抱持“为仕途打点一些资本”，或“总想有名主三顾茅庐”，或“总想一步登天”的想法，那也是他个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而且这未免有些小人之心度天下人了。一样饭养百样人，作者自己如此想来必人人如此想。例如老枭，上网清谈政治，其实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仕途呢，而且只能局限于网上谈谈，还象贼一样被防着盯着，动辄被删贴被封ip被警告。

   既使某些人“不知国土资源几何，不知兵丁斧钺完否，不知百姓疾苦寒暖，不知官吏清浊黑白”、“不实地考察，不统计分析，不历练人情百态世故”，也有“肆意妄谈”的自由，有说错话、异端话的自由。任何人无权以别人说话的内容是否正确来决定别人有没有言论自由。如果言论触犯了法律，自有法律侍候。此类“清谈”者，如果是民，又岂能凭这种“颠倒黑白”信口开河之“妄谈”“蛊惑民众”，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不然，那就是“社会”“国家”出问题了，变成豆腐渣工程了；如果是官，正好暴露他的无知无能，从而迫使他避位让贤，免得他借沉默以藏拙。

   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中谈及议会政治时写道：“议会政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议会里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挠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发言，可以有议员互相抛掷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无关重要的议案，也按正式的议事程序，可以有演说者对空座侃侃而谈的奇观。选举时会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请客，地方大亨（杜月笙这一流人物）包办选举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贿赂。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是等于没有“主义”。而且，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

   然而他仍然主张“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因为，既使庸人气息十足也“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政治文明。现代政治文明具体就体现在言论自由、清谈自由上，体现在为富有政治热情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提供议政参政监督政府的渠道上。

   据《南方周末》（2002、12、12）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我们社会中存在着对一些有政治热情的人的偏见，认为这些人好出风头，好表现，想当政治明星，这种思维定势一定要调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法律规定和人们的政治习惯会逐渐接受这些人，我们也会越来越习惯他们的存在。”他坦言，让人大监督硬起来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包括给那些有政治热情并乐于维护公众权益的公民参选人大代表的渠道，并给他们创造行使代表权利的体制条件，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只有这样的人大代表多了，人大监督才有硬起来的基础，否则侈谈人大监督硬起来，会不会成了空中楼阁？”（《谁有资格当人大代表？》林楚方）。

   我最反感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来反对议政。一屋扫不扫，乃个人私事，天下扫不扫，是众人之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当天下堆满了垃圾，执扫柄者如不尽责尽力，自然人人得而议之、劝之、骂之、干涉之、催促之。既使有人想上前亲自打扫一番，又有何不可？

   作者以鲁迅“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居终日，言不及义”之言来评价清谈之客。其实迅翁所哀叹者，乃是“谈一人之事，谈一家之事”的“无关政治”的清谈，乃是只谈风月不谈政治、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世风和士风，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民族劣根性。迅翁自已就是作者眼里“清谈一国之事”的清谈客。

   当然，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无关政治的清谈也是极有利极重要的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是经由创新而进步的，而不是经由增长而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离不开清谈，信息的流通和观念的碰撞离不开清谈。市级省级国家级国内国际数不胜数的研讨会、报告会、交流会，不都属于清谈一族吗。

   一般文人政客的清谈不可能误国。误国的，是腐败痼疾，是政治冷漠症，是禁锢思想压制自由的专制，是害怕清谈禁止清谈的政策，是“清谈一国之事恐有大碍”的心态。当然，对于特权阶层而言，有一个自由宽松、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民众和士人可以批评政府抨击时弊，可以清谈一国之事，确是大大地有碍。因为那样一来，就很不利于黑手操纵“一国之事”，不利于将政治僭窃为极少数人的专利矣。

   古时清谈与政治原不相干，现在清谈词意与时俱进了，发展出闲谈、乱谈、漫谈之意。媒体上充斥着“国台办开新闻发布会，张铭清谈两岸关系新走向”、“璩美凤现身网上清谈室”之类新闻，不论多么政治、多么俗贱肮脏，都可以拿来清谈一番的。不过，文人清谈政治，我以为还是名之为清议合适。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党锢事件后，士大夫集团把那些与宦官势力作斗争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掀起清议高潮。当时某将军未被当作名士列入党碑，还深以为耻呢。李敖在论及清议时写道：

   “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者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蝙蝠与清流/李敖》）

   让我们理直气壮地喊出“清谈利国、清议利民”口号来。愿知识分子中清流人物多多益善，并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愿清谈的内容丰富多彩，清议的声音愈来愈大，从而形成另一种民间的、在野的权威，成为一股对“肉食者”的抗衡力量。首发新世纪网址：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东海一枭200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