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枭近年厌倦了商场上的勾心斗角、诗场上的附风装雅和情场上的吹牛拍马（拍马子之马也），心血来潮，以呼唤自由弘扬民主为己任，与革命先烈和前辈们可谓志同道合，却犯了革命成功后我党之大忌，传统媒体当然不许我开口，那就逃到未能封死的互联网的个别角落，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目无暇以赏美色，耳无暇以听娇歌，然而不但不能“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反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甚至招来了无数冷嘲热讽乃至邪击恶攻。

   鸦鸣雀噪，鸡啼犬吠，倒也不值得去理它。让我伤心的是网上网下一些颇有才学的朋友，也跟着瞎捣酱糊，说你老枭别摆出一副为民请命为百姓说话的架式，只怕你上了台，也不比现时官儿们好，没准更坏！如慧远山僧：“此公心有凶念，笔带杀气，恐良善之辈，切记慈悲待人，怀德予世，方成正果。以现时之修行，当难登峦山，即使越顶，也是生灵涂炭，而己也近油枯灯灭。慎记”。 暗示老枭我一旦掌了权柄，便会“生灵涂炭”。

   先严正声明一下：老枭年将不惑，官念早绝，且丰衣足食，生活无忧，只想当家（诗词家思想家）不愿为官。在《枭眼看世之一七九：只开风气不为官》就说过：“我对龚自珍在创作上只开风气不为师的风采极其敬仰，我希望自己在政治上也只开风气不为官、只居幕后不居先，不让定庵专美于前。”、“之所以出山说法（治）登（网）坛论政（治），是见朝野上下，包括学者专家，蠢才庸夫太多，忍不住想指点一二，过过嘴瘾耳，当然，如真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那可是意外之喜了，不过对此我不抱啥子希望”。

   言归正传。我谈不上什么正人君子，更不是毫无私心杂念的大圣大贤和大慈大悲的救世观世音。在专制政体中，万一成了体制中人，能不能当一个小小清官，我自己就毫无把握：不贪财或许勉强做得到，要我不贪色不贪玩不报恩不循私不关照亲戚朋友，只怕定力不足。

   我国现有体制最容易让好人变坏，恰似一个大酱缸大粪坑，别说本来就是脏肮腐臭之蛆虫进去，如鱼得水，便是干净者落入，也难保清白。这就是造成中国当今官员在各国中数量最多、质量最差的根本原因。官之坏，如一个先生教出来、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其规则不外乎倾轧、逢迎、欺压、虚伪，其手段不外乎心狠、手黑、皮厚、足稳，等等。

   坏的层次有高低、境界有大小，但一个假字，乃是最基本功夫。自古伪人皆伟人、佳人皆假人，要成为政坛上的伟大人物、政治上的“美人香草”，非假道学、伪君子不可。

   而老枭生平为人疾伪如仇，喜欢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既使“丑”，也要丑得光明正大；既使“坏”，也要坏得光天化日，“把自己丑陋的一面拿出展览”（梅雨时语），恰恰证明我的大男人本色。不象某些人，擅长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当面为人背后捣鬼，更不象某集团，把自身的丑陋、错误千般遮掩万般雕饰，乃至以丑为美、指鹿为马、颠倒是非、装鬼为神，把一身脏病的臭婊子打扮成唯我独美的新娘子，强逼着人们非娶不可！

   其实，政治不是婊子，不是厚黑学，不是争权夺利的权术诈术霸术，更不是营私舞弊、祸国殃民、指鹿为马的特权。政治乃是一门非常高尚、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如此而已。这才是政治的美好形象和本来面目。

   对于政治权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道，古代是民本主义，表现为“三不欺”：“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宓下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史记》）。这个“道”，在现代，就是民主主义，表现为三权分立制度和四大自由等。抓纲治国，以道治官，这个体制，才是纲和道，“良知呀道德自律呀思想教育呀，有效，也有限，关键时候未必靠得住。只有常规有效的制度才是铜墙铁壁，挡住欲望的浊流；只有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象俺老妻一样，虎视耽耽狮吼连连鸟笼深深地监管着当官的，他们才会少花一点心少贪一点腥少犯一些错误…”（《如果我当了官…》）。

   在不少朋友看来，我是个有很多弱点缺点乃至很“坏”的人，例如在梅雨时眼里，“你老枭不过是一禽兽而已，动物系。” 有必要“群起而攻之”。我以为，“坏”又何妨？只要我的“坏”，外不触犯法律，内不违反良知，就属于我的私德、私生活，关起门来看黄片，上得网来吹牛皮，“思想情趣和道德情操”固然不高，别人也无权干涉！

   这就是我年轻时尽管官欲炽热，却总下不了决心“下海”逐日去的原因之一。我以为，要当官就得有牺牲，就意味着失去许多人生的乐趣和自由，而不是相反。我赞同培根之言，“身处高位者是三重意义上的臣仆——君主和国家的臣仆，荣誉的臣仆以及事业的臣仆。所以，他们没有自由——没有人身的自由，没有言行的自由，也没有支配时间的自由”。

   当今制度下我远离了官场，是不甘下贱怕堕落；万一日出西方、民主东来，我也会远离政治，因为我怕“牺牲”个人自由，不愿当真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呵呵

   东海一枭2002、10、14